农民类有关毕业论文格式范文,与农民子女重点大学入学机会不均等问题历史相关毕业论文怎么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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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高等教育入学机会问题的核心是农民子女重点大学入学机会不均等.建国以来,农民子女重点大学入学机会在不同时期招生政策影响下出现较大变化.研究表明,农民子女入学机会均等化程度,在建国初期 “向工农开门”招生政策下,显著提高;在文革时期“政治挂帅”推荐招生政策下,持续攀升;在改革开放初期“分数挂帅”招生政策下,开始恶化;在90年代中期以来高校收费与扩招政策下,渐趋回升.为改善农民子女入学机会不利处境,国家应以公平正义为价值诉求,采用弱势补偿原则,变革相关社会与教育政策.

关 键 词 :农民子女;重点大学;入学机会均等;社会分层;辈出率

中图分类号:G649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610(2014)02-0012-12

教育日益成为决定人们社会地位的重要因素之一,“若干年以来,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上,就教育问题进行的讨论中,‘平等’已变成一个关 键 词 .”[1]20世纪90年代以来,“教育机会均等”的呼声在国际上逐渐高涨,人们对教育平等的关注转向注重学生家庭、社会、文化背景带来的不公平,更加注重对弱势群体的关注[2].农民作为当代中国最大的弱势群体,其子女接受优质高等教育的机会如何,关乎该阶层社会地位的升迁、阶层间的合理流动以及和谐社会的构建,理应受到学界高度关注.然而,目力所及,关于农民子女重点大学入学机会的前期研究成果特别是有较高学术及应用价值的成果可谓凤毛麟角.

重点大学入学机会历来是社会各阶层奋力争夺的稀缺资源.农民阶层在这种年复一年的鏖战中能博得几杯羹?入学机会有无变化?为何变化?笔者拟从历史角度,探讨建国60多年来农民子女重点大学入学机会不均等问题.综观之,学术、政治、经济和权力等要素,都对农民子女入学机会产生了重要影响.具体而言,建国后十七年,农民子女入学机会同时受到学术和政治两种要素影响,既强调政治审查,又关注高考成绩;文革期间,完全倒向政治标准,取消高考,采取推荐上大学;改革开放后,高考分数(学术标准)又成为选拔上大学的主要依据;90年代中期后,在坚持“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下,家庭经济条件逐步上升为影响上大学的重要因素.为此,我们把新中国农民子女重点大学入学机会的历史轨迹,划分为建国后十七年(1949-1965)、文革时期(1966-1976)、改革开放初期(1977-1991)和改革开放深化期(1992-2012)五个时期.以下分别予以概述.

一、建国后十七年:农民子女重点大学入学机会不均等状况显著改善

建国伊始,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成了新中国的主人.1949-1956年,农民阶级占全国总人口的881%,而工人等其他阶级合计不足总数的12%[3].经过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后,我国阶级结构演变为由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构成的“两阶级一阶层”结构.中国工农政权的建立和巩固意味着工农阶层真正实现了政治上翻身.为了实现文化上翻身,国家推行人民大众教育,强调工农子弟接受教育的优先权,并努力培养、壮大“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在高等教育领域,50年代初就确立了“向工农开门”的招生政策,即在高校招生中不仅考察学生的高考成绩(学术标准),也逐步重视其家庭出身和政治标准,排斥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学生,把工农、干部子弟视为同一阶级,实行优先录取(含加分或降分优待).如此,通过行政力量强行推动,使高校学生中工农子弟(含干部子弟)的比例快速增加.

从入学比例看,1953-1965年,农民子女占全国高校新生总数的比例在快速增长,高达六成以上,从1953年的2105%,增加到6214%(1964);工人子女占高校新生比例总体增长缓慢(<10%);干部子弟的比例起伏较大,但总体小于5% (见表1)[4].显然,此阶段农民子女数量在高校新生中占明显优势,入学机会较建国初期显著增加.

但从辈出率看,农民子女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却是最少的.1953-1965年,全国高校农民阶层辈出率的均值仅为049,而工人辈出率是其2倍(092),干部是其10倍(443).不言而喻,与干部、工人阶层相比,农民辈出率明显偏低,这表明尽管建国后十七年,我国农民辈出率总体上有较大增长,从02(1953年)增至07(1965年),但入学机会依然处于不利状况(见图1).

建国后十七年,高校招生在学业成绩考试和政治身份考察的双重标准下,农民子女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在总体增长的态势下略有起伏,先赋性的家庭出身和自致性的学业成绩共同决定了其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在这两种标准的博弈中,政治力量最终取得了优势,体现在当时招生政策变迁之中.其标志性事件是,1958年国家提出高校招生录取时要强调“政治挂帅”,对过去重业务轻政治的录取方法必须彻底纠正,在保证政治质量的前提下,结合学业成绩和健康条件择优录取[7],这使1958年以后工农入学机会大幅度增加.因为工人与农民阶级形成了政治联盟,共同获得了垄断性的政治(权力)资本,使其高等学校入学机会总体呈扩大之势[8].可见,尽管农民子女家庭背景不好、文化资本缺失、学业成绩总体不佳,但仅凭国家行政力量(借助教育政策)的强力介入,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消解其在文化、经济、学业等方面的劣势,获取较多入学机会,这表明政治(权力)资本远比其他资本更具有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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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革期间:农民子女重点大学入学机会均等化程度持续上升

文化大革命对我国高等教育事业是一种灾难性的冲击,不仅武断地取消了高考,也把“政治挂帅”的高校招生政策推向极致,确立了“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高校招生制度.其核心内容有三:其一,把招生对象基本框定为有实际经验的工农兵学员.因强调政治挂帅,绝大部分黑五类的子女被屏蔽在大学之外;加之两年以上的实践经验,又把应届毕业生挡在了大学门外.从本质上看,这种强调政治条件和实践经验,目的在于为工人、农民、人民子弟兵上大学提供更多机会.其二,推荐上大学.那些被推荐的人员往往是那些根正苗红、劳动努力、政治积极、业绩突出的工农兵或下乡的知识青年(积极分子),这些人员文化程度通常比较低.其三,对推荐对象进行文化考查.这种考查有闭卷、开卷考试或座谈会等多种形式,强调学生的应用性知识和能力,而非学术性要求,重点考查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学历基本要求是初中以上文化程度.但在1973年发生的“张铁生白卷”事件后,这种文化考查基本上取消.如此,在拆除了“高考分数这道工农上大学的封锁线”[9]79以后,“群众推荐、领导批准”便成为当时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的最主要渠道. 上述推荐招生政策表面上为处于文化弱势的工农子女完全拆除上大学的文化屏障,企图向工农彻底开门,让工农阶层在文化上彻底翻身.但是文化翻身和政治翻身不同,夺取政权后政治上就可以翻身,作为文化却没有那么立竿见影,它要有一个文化的积累过程,“文革”中企图打破和超越“文化资本”的积累,用“革命”的手段改变工农群众的文化弱势地位[10]4.历史表明,尽管这种由毛泽东倡导的惠顾劳苦大众的教育理想,对增加农民子女入学机会有一定帮助,但也导致大学生源质量差、推荐招生制度被异化等不良后果.

首先,农民子女重点大学入学机会进一步扩大.因文革动乱,导致官方的高校学生统计资料缺失,只是散见于零星资料当中.如董云川通过对云南大学学生学籍档案统计表明,家庭出身为贫农的在1961年占学生总数23%,到1972年增长到52%,辈出率也由03增至08,显然文革期间农民子女入学机会较前期有大幅增加(见表4)[11].李文胜借助对北京大学学生档案统计表明,工农子女比例1972-1976年占总数67%,辈出率为08,明显高于文革前期(比例在40%以下;辈出率为05)(见表5)[12].郑谦在其专著《被革命的教育》中指出,1970年武汉大学工农出身的占73%;江苏新医学院工农出身的占85%[9]86.尽管笔者尚未搜集到文革期间农民子女在更多重点大学的统计数据,但就前期主要研究成果来看,这一时期高校工农出身的学生占总数的比例较前期总体上进一步增加,辈出率也有所提高.在拆除工农“高考分数封锁线”的背景下,获益于国家招生政策的优待,农民子女经济与文化资本上的劣势进一步被消解,其重点大学入学机会较前期又有一定程度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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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大学生源质量持续下降.由于废除文化考试,许多工农兵学生入学时文化程度很低,导致高校学术质量难以保证.据对北京11所高校调查表明,1972年5月,在校生入学前文化程度为:初中以上占20%,初中60%,小学20%.[13]1976年北京大学理科入学学生中,小学文化程度的占15%-20%.[14]这些小学文凭的学生上大学无法正常学习,高校很难将其培养成合格的大学生.把不能胜任大学学习的人招进大学,实质上是对我国稀缺高教资源的浪费.

最后,推荐招生滋生“走后门”现象愈演愈烈.所谓推荐上大学制度,就是把高校招生名额分配到工厂的车间,分配到农村的乡、村,旨在扫除处于文化劣势的工农兵进入大学的障碍,增加其入学机会.但由于这种免试推荐缺乏刚性的详细规定,给当权者通过权力寻租攫取高校入学机会打开了方便之门.“由于把高等教育机会的分配权由国家和学校下放到个人手中,且缺少客观的标准和有效的监督,少数干部便滥用职权,设法操纵有利于其子弟的入学方式,使得他们的子弟在大学生中占了不适当的比例.”[15]据考察,在没有可秉持的刚性入学标准及社会监督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这种“走后门”在当时已成为招生工作中带有普遍性的严重问题.

在城市,当时走后门的主要是军队干部;在农村,走后门的多数是农村干部.由是,对大学招生“走后门”现象的抨击,主要集中在军队和农村干部子弟,前者尤甚.对此,有学者指出[16]:

这种免试推荐的办法,在实践中完全失去了公平和公正性.作为改变命运的出路,对大学机会的争取变成后门和关系的竞争,以及各种黑暗交易的结果.就实际经验,即便来自农村的学生大多并非来自普通的农民家庭,而往往是农村干部如支书和会计的孩子.

尽管中共中央对当时“走后门”现象三令五申,采取多种措施加以制止,但是却越来越严重.据考证,当时有资格走后门的主要是拥有权力的干部,如县教育局长、公社革委会主任、县教育革委主任等.这类人的亲戚朋友强占了分配到地方的高校招生指标,从而导致工农教育机会均等的理想被自私的强权所玷污.

因此,在这种推荐招生制度下,获取入学机会最多的自然是拥有权力资本的干部子弟,尤其是在重点大学中,父母职业为干部的学生比例非常高.如厦门大学1976年学生父母职业状况分布是:工人占总数的比例为1599%,农民为2608%,军人为328%,学界为983%,政界(干部)为3617%,商界为066%.显然,父母为政界干部的超过总数的1/3.从辈出率看,干部子弟(299)分别是农民(04)和工人子弟(08)的75和37倍[17]48.在辽宁,文革期间,一些高级干部子女通常面临的不是上不上大学的问题,而是要上指定的好大学好专业问题.当时的辽宁大学外语系、沈阳医学院和理工科院校的尖端专业干部子弟特别集中.其中,某大学外语系英语专业12名学生中,有8名是高干子弟;某工学院自控系无线电专业的14名学生,有12名是高干子弟[9]86.

三、改革开放初期:农民子女重点大学入学机会均等状况开始恶化

1977年,高校招生政策确立了“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实际上开始强调“分数挂帅”(学术标准).重新确立知识的尊严,重新建立起以考试制度为核心、以学习能力为标准的公平竞争的制度,使建立在血统、家庭出身上的教育歧视迅速消除[10]4.这样,一个人能否有机会上大学,由考察家庭出身被个人学业成绩所取代,即分数-能力标准取代了文革期间强制性的政治标准.显然,这种新的招生政策实际上为那些在知识获得上有利的群体(如干部、知识分子等)提供了更多进入高等院校的机会,而农民阶层由于文化资本劣势,加之受文化资本代际传递影响,其子女高校入学比例开始大幅回落,辈出率也开始下降.

研究表明,1977年恢复全国高考后,重点大学中农民子女入学机会迅速减少.如学生档案资料统计表明,厦门大学1976年农民子女占学生总数2608%,辈出率为04,1977-1978年大幅降至1193%、1127%,其后一直在低位上徘徊(见表6)[6].从辈出率看,1977-1980年间,该校农民辈出率在02-03之间,低于文革期间(04).与农民阶层相比,1977-1980年,干部、知识分子和工人阶层拥有很高的辈出率,分别是其111、30、4倍.云南大学1972年农民子女占学生总数52%,辈出率为08,1981年农民子女骤降至13%,辈出率仅为02,到1991年农民子女入学机会有所增加,占总数30%,辈出率升至06(见表4).与农民阶层相比,干部和工人辈出率分别是其68、3倍.与之相似,1977-1986年上海交通大学农民子女仅占学生总数13%,辈出率不足02,这两个数据均低于文革期间和建国后十七年,因此,我们认为改革开放初期农民子女重点大学入学机会开始大幅减少(见表7)[5]116. 改革开放初期农民子女重点大学入学机会的减少与这一时期高校招生政策息息相关.无论是建国初期的“向工农开门”的招生政策,还是文革时期的推荐入学政策,都是国家利用行政权力把入学机会强行地、倾斜性分配给农民等在文化、经济上处于弱势的阶层,由此带来农民子女入学机会获得亘古未有的高速增长,文革期间增至顶峰.但在1977年恢复高考后,事实上确立了学术-能力标准为进入重点大学的首要指标,坚持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这样国家对农民子女入学机会的惠顾基本上被完全取消.农民子女只有与工人、干部、知识分子等子女一样,参加全国统一高考,凭借考分博取进入重点大学的门票.

事实上,农民子女因基础教育条件差、获取知识渠道不广、家长学业支持力度小等不利因素影响,通常高考成绩比干部、知识分子、工人等阶层子女略逊一筹,因此在没有招生政策的偏惠下,改革开放初期农民子女考入重点大学的人数骤然下降,辈出率不到03,而文革期间高达06.从文化资本累积和传递效应来看,生活在农村的农民通常文化程度不高,对教育重视不够,也缺乏远见卓识,不愿意或无能力对孩子教育进行投入.而住在城市的干部、知识分子、工人阶层子女因学习条件较好、父母帮扶较多,常常在学业成绩竞争中占据优势.但1980年代中期以后,在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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