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环境类论文范文参考文献,与唐代边塞诗“绝域”意象的历史地理学考察相关毕业论文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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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长孙佐辅：《相和歌辞陇西行》,《全唐诗》卷20,第240页.陇西四月,北风呼啸,大雪纷飞,气温极低,寸草不生,甚至连马蹄都被冻裂,与中原四月的草长莺飞、万物复生的春意盎然形成了鲜明对比.长孙佐辅为朔方人,早已习惯于北方冬季的严寒气候,其笔下的陇西尚且寒冷如此,南方诗人对塞北严寒的体认自然可想而知.晚唐江东诗人刘驾《出塞》诗曰,“胡风不开花,四气多作雪.北人犹冻死,况我本南越”,刘驾：《横吹曲辞出塞》,《全唐诗》卷18,第187页.与长孙氏《陇西行》相比,刘驾此诗语言简练,涉及塞北严寒的意象亦仅有“风”、“花”、“雪”等,只一句“北人尚冻死”,即已浓缩了所有的信息.秦岭-淮河一线以北为暖温带气候,夏季炎热多雨,冬季寒冷干燥,早已习惯严寒的北方之人尚且有冻死者,更何况“南越”之人长期生活在温暖湿润的南方,对塞北的严寒更是难以忍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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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道理,岭南酷暑瘴疠也是唐诗中颇为常见的意象.中原人士翻越五岭,进入岭南地区,往往难以适应当地酷暑湿热的气候.沈期《从州廨宅移住山间水亭赠苏使君》诗曰“遇坎即承流,西南到火洲.鬼门应苦夜,瘴浦不宜秋.”沈期：《从州廨宅移住山间水亭赠苏使君》,《全唐诗》卷97,第1051页.极言州的酷暑与瘴疠之气.唐宪宗元和十四年（819年）,时任刑部侍郎的韩愈因谏迎佛骨而被贬潮州刺史,赴任途中曾作《泷吏》一诗,诗曰：“恶溪瘴毒聚,雷电常汹汹.鳄鱼大于船,牙眼怖杀侬.州南数十里,有海无天地.飓风有时作,掀簸真差事.”韩愈：《泷吏》,《全唐诗》卷341,第3825页.可见,除了众所周知的瘴毒以外,潮州的雷电、鳄鱼与飓风也都是当地恶劣的地理环境的具体表现.

荒远是唐代边塞诗“绝域”意象的另一个文化表征,其指向的漠北、西域、岭南、辽东等地,多在距离中央统治中心遥远的边疆地带,唐诗但凡言及,动辄以万里甚至数万里计,如“帝乡三万里,乘彼白云归”宋之问：《桂州黄潭舜祠》,《全唐诗》卷53,第651页.与“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李白：《关山月》,《全唐诗》卷163,第193页.等；有的甚至以鸟飞为譬喻,“独上高楼望帝京,鸟飞犹是半年程”,其距离之遥远不言而喻；且多为人烟稀少、经济落后之地,中原人士至此,多生荒凉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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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绝域”的文化习俗亦与中原大相径庭,从逐水草游牧到令人眼花缭乱的西域乐舞,以及独具特色的“赛神”信仰等,往往具有更强烈的感观刺激与视觉享受,是中原诗人前所未有的文化感观.王维曾述及凉州的赛神习俗,“婆娑依里社,箫鼓赛田神.洒酒浇刍狗,焚香拜木人.女巫纷屡舞,罗袜自生尘”、王维：《凉州郊外游望（时为节度判官,在凉州作）》,《全唐诗》卷126,第1278页.“健儿击鼓吹羌笛,共赛城东越骑神”王维：《凉州赛神（时为节度判官,在凉州作）》,《全唐诗》卷128,第1308页.等,与中原颇多不同.刘商《胡笳十八拍》则形象地描述北方游牧民族的生活习俗与文化特色,所谓“羊脂沐发长不梳,羔子皮裘领仍左.狐襟貉袖腥复膻,昼披行兮夜披卧.毡帐时移无定居,日月长兮不可过.”“男儿妇人带弓箭,塞马蕃羊卧霜霰等龟兹筚篥愁中听,碎叶琵琶夜深怨”刘商：《琴曲歌辞胡笳十八拍》,《全唐诗》卷23,第301页.等等,折射的均是与中原文化截然不同的异域风情.岑参亦曾对河西音乐大加赞赏,“琵琶长笛曲相和,羌儿胡雏齐唱歌.浑炙犁牛烹野驼,交河美酒归叵罗.”岑参：《酒泉太守席上醉后作》,《全唐诗》卷199,第2055页.异域风情宛然.

民族矛盾突出也是唐代边塞诗“绝域”意象的重要特征,其指向的漠北、西域、吐蕃、岭南、辽东等地,自古以来就是所谓的北狄、西戎、南蛮、东夷等少数民族聚居区,其地处于中原王朝统治疆域的边缘地带,少数民族政权与唐王朝之间由于领土、人口、势力范围的争夺,不同文化习俗所导致的民族矛盾等都比较尖锐,诸如唐王朝与漠北的突厥、薛延陀,西域的伊吾、高昌,西南的吐蕃、南诏、东北的、高丽等,都曾经爆发过大规模的战争,民族摩擦不断,局势动荡不安,也是唐代诗人不愿认同的地理空间.

2唐代中原诗人的边塞环境感知与文化表达的规律性特征

唐代边塞诗“绝域”意象,是唐代边塞诗人在直接或间接地感知并主观重构边塞地理、文化环境的必然产物.其以客观的地理环境与文化习俗为反映对象,具有明显的客观性；另一方面,其与诗人的出塞心境和个性诗风等主观因素息息相关,主观性亦不言而喻,因此,唐代边塞诗“绝域”意象是兼具主、客观双重属性的诗歌意象.

对唐代中原诗人而言,塞北的严寒干燥或岭南的酷暑瘴疠,是他们边塞环境感知的地理基础,初入“绝域”之地,恶劣的自然地理环境往往给他们留下深刻的视觉印象与心理冲击,因此,唐代边塞诗人笔下的“绝域”意象对边塞地理环境的反映,无疑具备一定的客观依据,绝非无源之水.但是,面对或严寒或酷暑的恶劣地理环境,诗人们的切身环境感知通常会因人而异,籍贯与活动区域主要影响诗人对自然地理因素的感知,江东之人难耐寒风凛冽,北方之人不习岭南酷暑等,迥异的身体体验与心理认知往往会衍生不同的文化表达,或极言塞北苦寒,或渲染岭南瘴疠,文化表达上便难免言过其实.

同理,边塞与中原地区迥乎不同的文化习俗,则是唐代边塞诗人以中原文化习俗为参照系观照并评判边塞文化的客观依据.唐代边塞诗人大多长期浸淫于传统礼乐文化中,追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孔孟之道,性格内敛含蓄,律己甚严.乍入边塞,面对游牧民族逐水草放牧、食肉饮浆、能歌善舞、重利轻义等文化习俗,视觉与心灵上的双重震撼,自然而然地转化为他们描绘外部世界抒发真情实感的最佳素材,其写实性与客观性自不言而喻.但是,站在文化认知的角度,唐代边塞诗人在重构“绝域”意象之时,往往带有某种潜意识的文化优越感,这种文化优越感往往也是影响唐代边塞诗“绝域”意象的主观性的重要因素之一.唐代边塞诗“绝域”意象,是唐代诗人将中原地区的地理环境、经济状况与文化习俗作为参照体系,观照和重构边塞地理环境的重要手段与必然产物,其主观性显而易见.影响“绝域”意象主观性的因素首推诗人的出塞心境.唐代边塞诗人或奉命出使,或从军幕府,或流放荒陲,心境自然各异,不同的经历与心境,往往会衍生不同的心理情绪.此处仅以中唐诗人吕温的吐蕃诗为例.贞元二十年（804年）,吕温奉命出使吐蕃.初至吐蕃之时,尝作诗极言当地美景,所谓“玉嶂拥清气,莲峰开白花.半岩晦云雪,高顶澄烟霞.朝昏对宾馆,隐映如仙家”吕温：《吐蕃别馆和周十一郎中杨七录事望白水山作》,《全唐诗》卷370,第4158页.是也.后来因国内政局变动而羁留吐蕃,失去自由；朝中王叔文把持朝政,昔日与之同游者大多擢升要职,惟吕温因陷吐蕃而不得升迁,故多生落寞悲愤之叹；加上身染疾患,卧病异域,情绪低落,悲观情绪时有流露,诸如“时同事弗同,穷节厉阴风.我役流沙外,君朝紫禁中”、吕温：《青海西寄窦三端公》,《全唐诗》卷370,第4160页.“清时令节千官会,绝域穷山一病夫.遥想满堂欢笑处,几人缘我向西隅”吕温：《吐蕃别馆中和日寄朝中僚旧》,《全唐诗》卷370,第4160页.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