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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馆方面论文范文例文,与政治参与中的国家权威塑造相关论文参考文献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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迹.二、情感的催动：控诉会的动员与组织
在镇反运动前期没有实行大张旗鼓的控诉会的原因,除了基层政权对动员民众参与镇反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以外,从普通民众方面自身角度而言,至少还有两个原因阻碍着他们对控诉会的参与：第一,民众认为镇反“与己无关”或担心会遭打击报复即“打蛇不死蛇讨命”,如在川西温江地区,镇反之初群众态度冷淡,有的持“有恩当须报,无仇莫结冤”的态度.在苏北,一些民众也认为“镇压反革命分子是政府的事情,我们人民不必过问”：第二,被检举、控诉方的恐吓.如在川西成都县,民众受到恐吓,称“谁敢报告我,我就打死谁,没有枪的话,他家的房子总不是石板盖的（意思即烧房子）”.表面上看,民众检举控诉反革命分子不力是他们心存疑虑,害怕遭到打击报复,但这实质上却说明新政权的权威尚未在社会牢固地树立.故而,如何组织民众积极参与到控诉会中就成为基层干部们面临的一道难题.
社会动员,对于中共而言,早在夺取政权时期就积累起了相当丰富的经验.从内容上看,土改时“诉苦”与镇反运动时的“控诉会”有着极大的相似之处.两者最大的差别在于前者是为了夺取政权,后者则是为了重建政治秩序与树立国家权威.后者对于新占领的地区,如西南地区,显得更为必要.镇反运动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共运用国家公权力向反对势力展开的一次打击.因此,要树立国家权威,惩治反革命就必须根据相关程序,由国家机构来进行.“人民法庭”就成为镇反工作中的核心机构.“控诉会”的举行也大多以“公审会”为基本载体.
在大张旗鼓的镇反运动下,镇反的基本顺序就是：审定名单→抓捕人犯→组织并召开控诉会→公审会→宣判.如在川西名山县,该县的镇反程序即为“经过正当司法手续运用人民法庭公审的方式,群众对反革命份子向法庭进行了控诉,（法庭——此为笔者所加）再依据群众正确意见进行判决”.控诉会的基本原理就是充分利用控诉人的悲惨遭际,引发与会者的情感共鸣,造成群情激愤的场面,进而打垮这些“反革命”与“恶霸”的权威.因此举行一个成功的控诉会,关键则在于选好典型控诉人,否则就无法将会场气氛推向高潮.
在遴选控诉人时,女性一般会成为组织者的优先考虑对象.美国学者裴宜理在研究中就发现,共产党与国民党在民众动员方面的最大差异在于前者善于运用情感的力量,例如在诉苦会中,之所以会优先选择女性,是因为“女性的性别使她习惯于一种富于感情的表达方式,她们带着极端的情绪来痛斥过去的不公平”.情绪具有强烈的感染性,而妇女们往往会通过眼泪与言辞来进行控诉,更容易激起全场共鸣,产生群体效应.
据川南地区的安县报告,该县在进行控诉之时,观众群情激昂,“一个农民妇女任韩氏控诉邓显章害死其丈夫,声泪俱下,悲伤过度,昏倒在地,全场群众很多人感动流泪,自动喊口号：‘打倒恶霸邓显章’,要求快快枪毙”.而绵阳县普明乡3月份召开的控诉会上,公审何元栋时,一个老太婆一面哭一面说：“你狗日的也有今天,幸亏毛主席来了,要不然你杀了我娃,连我也脱不倒手（即受牵连一笔者）”.在温江县举行的控诉会上,“六十多岁的老太婆陈友芳哭诉她儿子被恶霸杨伯琪惨杀时,昏倒在地,全场群众俱流了泪”.在山西忻县举行的一次控诉会上,“一位妇女哭诉中气得用鞋打,台下连声叫道：‘打得好’”.由此,组织者通过充分发挥妇女的控诉优势,使现场观众产生“移情”,去深切感受她们所遭受的苦难.
同时,控诉人在控诉进行中还需要借助工具实现情感的升华,如受害者的遗物之类.在成都县举行的一次控诉会“公审大恶霸曾次金”时,农民黄车臣取出他父亲的一块骨头,指着曾控诉道：“曾次金,曾大王啊!这是不是你图财害命打死（的——此为笔者加）我父亲的骨头?你说,你好恶毒啊,是不是?”见曾低头不语,黄“忍不住痛哭起来”.一时间,群情激愤,高呼“打倒大恶霸曾次金”.在这个特定环境中,眼泪,特别是男人的眼泪,变成升华情感的工具,在情绪感染方面起到了特殊的效果.这种方式在苏南地区亦被使用,在武进县卜弋区举行的控诉会上,被害者家属纷纷拿出血衣等控诉曾任旧警察署长等职的柏锡范时,全场三万人个个流泪高喊：“严办这个王八蛋!”常州市各界人民代表会千余人去参观,深受感动,一致表示要坚决支持土改、镇压反革命.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讲,若一个群体内部的成员有着相同的社会地位、相似的价值观乃至经历,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中往往容易发生情绪感染的现象,基本模式为：甲的情绪引起乙产生相似的情绪,而乙则又反过来加剧甲的原有情绪,这样反复循环,极易引发强烈的情绪爆发.这种情绪更加深化了与会者对“恶霸”与“反革命”的“恶”与“反”的认识程度.
“控诉”与“诉苦”有着相似的行为逻辑,即通过情感的力量来推动与会者进入特定的历史场景,以达到组织者的实施意图.新中国成立初期,控诉会给民众提供了这么一个政治参与的平台.在这里,他们能够通过集体表意品尝到决定他人命运的权力的滋味,即孔飞力所称的“权力的幻觉”,同时也更加认同赋予他们这个权力的新政权的合法权威.
三、“控诉"过程中的国家权威塑造
新政权在建立之初就遭到了来自国内外反对势力的挑战.在国内,尤其以新占领地区最为明显,如西南.这些地区在三年内战时期未经历过中共领导的土地改革,新政权的权威尚未得到大多数民众的认可.据当时在成都平原的一个美国人观察,在解放军进入成都平原后,因农民之前受国民党虚假宣传影响,大多对解放军持疑惧态度.而且,不少地方还存在反对新政权的武装力量,如川西彭县“到处都是穿便衣、揣手枪的武装”,连县委书记下乡检查征粮工作,都出现了被一百余人”追杀十五里路”的情况.新政权派出的工作人员频频遭到袭击本身就证明了国家权威尚未确立的事实.亨廷顿在比较了现代国家与传统国家的基本特征后指出,前者的最大特点是“人民在大规模的政治组织中参与政治并受其影响的广泛程度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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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48年末开始,国民党的抵抗迅速崩溃,使得共产党获得了政治上尚未同化的大片地区”,因此,新政权不得已留用了大量国民党时期的地方管理人员乃至地方武装,例如在解放军进入四川后,一些乡村自卫团将自己青天白天日符号的帽徽改为红五星等.当时解放军入川后,无力将四川的广大地区完全控制,只好暂时依靠一些愿意与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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