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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方面论文范文例文,与经济思想史的可能谱系相关毕业论文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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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99;看来,国家通过这一途径获得财政收入可以随心所欲：“国用一不足则加一焉,国用二不足则加二焉等国用十不足则加十焉.”《管子·乘马数》.以后,这种以政府干预为特点的经济政策不断得到运用,整体主义的理财思想也日益加强.北宋王安石推行的变法以打击兼并势力为重点,在注释先秦典籍《老子》时,他说过这样的话：“背私,则为公；尽制,则为王.公者,德也；王者,业也.以德,则隐而内；以业,则显而外.公与王,合内外之道也.”容祖肇：《王安石老子注辑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3页.这是他对统治者和决策者提出的人格标准,也是分析社会问题和制定变法措施的基本出发点,这里所谓的“公”就是富国强兵的国家利益,“私”就是在他看来与国家利益相冲突的民间经济的增长.从国家利益出发,滥用政府的权威,迷信行政干预的效果,这就决定了王安石变法必然具有整体主义方法论的特点.他宣称“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流俗不足恤”《温国文正司公文集》卷七二《学士院试李清臣等策目》..他表示,只要不是为了私利,国家控制经济领域,获取一些财富就不是所谓的“兴利”：“陛下修常平法,所以助民,至于收息,亦周公遗法也.且如桑弘羊笼天下货财以奉人主私欲,幸游郡国,赏赐至数百万,皆出均输,此乃所谓兴利之臣也.今陛下广常平储蓄,抑兼并,振贫弱,置官为天下理财,非所以佐私欲,则安可谓之兴利之臣乎?”《宋会要·食货之二○》.对王安石的变法举措,苏轼从市场秩序和经济理性的角度提出过批评,指出青苗法就是官府高利贷：“今陛下使农民举息,与商贾争利,岂理也哉等今青苗有二分之息,而不谓之放债取利,可乎?”《拟进士对御试策》,载《苏轼文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03页.市易法把“民间生财自养之道,一切收之公上”《应诏论四事状》,载《苏轼文集》第三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876页.,其后果是商人亏损,市场萧条；至于均输法,苏轼指出：“夫商贾之事,曲折难行,其买也先期而与钱,其卖也后期而取直,多方相济,委典相通,倍称之息,由此而得.今官买是物必先设官置吏,簿书廪禄,为费已厚,非良不售,非贿不行.是以官买之价,比民必贵,及其卖也,弊复如前,商贾之利,何缘而得”,这样做使“豪商大贾,皆疑而不敢动,以为虽不明言贩卖,然既已许之变易,变易既行,而不与商贾争利者,未之闻也”《上神宗皇帝书》,载《苏轼文集》第二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736页..在一定程度上,这些分析带有个人主义方法论的色彩.
到了近代,虽然西方的自由竞争学说已传入中国,但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学者对古典经济学的不满日益增强,在思考如何使民族经济摆脱外国侵夺、实现快速发展的问题时,人们选择的也大多是具有整体主义方法论特点的国家体制.例如,李大钊指出：“现在世界改造的机运,已经从俄、德诸国闪出了一道曙光.从前经济学的正统,是在个人主义.现在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经济学,将要取此正统的位系,而代个人主义以起了.从前的经济学,是以资本为本位,以资本家为本位.以后的经济学,要以劳动为本位,以劳动者为本位了.这正是个人主义向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过渡的时代.”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载《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9页.
在《中国经济改造》一书中,马寅初明确主张实行全体主义.他把现代世界的经济思想概括为两派,一为自由主义,或称个人主义、资本主义；另一为社会主义,亦称集产主义.中国适宜于哪种呢?马寅初写道：“今日国际竞争,日益剧烈,民族主义,弥漫全球,各国政府正以团结其民族以图生存竞争之胜利,我尚能一任其自然,甚且更进而提倡个人主义,其能自免于天演之淘汰乎.此自由思想之不可过度采用,彰彰明甚.”⑨马寅初：《中国经济改造》,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5、28页.又说：“今日中国所处之地位,除集体主义以外,无生路,无希望,乃至无可为之事.反观个人主义之极端,乃为无政府主义.中国之弱,弱于国民之散漫而无统束.处今日之中国而犹谈无政府主义,是真痴人说梦.”⑨
陈光甫表示：“资本主义经济组织的思想背景,以个人主义为前提,因各个人目的利害不同,便无形中发生了个人的或阶级的倾轧和排挤,而引起了社会的不安和经济的纷扰.”“如果我是政府,如果生产、消费、运输等事业都归我统辖,我可以将全国的出产量和购买力等等通盘计划起来,一方面权衡轻重,调剂得失,另方面将各种无意识的经济活动,一概取消,又将追求个人利益为目标的、自相矛盾的、利害冲突的经济组织,完全放弃,而以社会全体——即全国——为中心的社会制度,来代替以个人为中心的社会制度.”陈光甫：《经济统制的ABC》,载《陈光甫先生言论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1948年印行,第133—134页.抗战胜利后,还有人认为：“在波涛翻腾的近代历史的洪流中,经济方面有一个很显著的趋向,即是：由自由经济到管制经济,由管制经济到计划经济.”③简贯三：《工业化与社会建设》,中华书局1945年版,第89、92—93页.他断言进入20世纪以后,“个人主义的自由经济,随时代的消磨,渐成为历史的陈迹”,这是由于“纯粹的个人主义不但侵蚀国家的生命,而且还可以腐化个人的生活.因为个人的生活若漫无标准,久而久之,浪漫成性,精神便易于颓废,缺乏了生命之力”③.
1943年,蒋介石出版《中国经济学说》一书.他认为国家或政府的经济本务就是养民：“国家如不能养人民之欲,给人民之求,换句话说：如不能顺应人民的欲望,保护人民的生计,则政府即不能算是尽到应有的职责,而人民的生活不能安定,以至于生产也不能发达.”他同时强调,国家还有另一个职责,即“国家如不对人民的经济活动确定分限,确定计划,任人民流于斗争,只有招致社会混乱与民族困穷的结果”,“无论是养欲或是制欲,都需要一个管理众人之事的政府来办理.这一点是国家的经济哲学基础”⑤⑥蒋介石：《中国经济学说》,载《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一册,（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版,第190、184、187页..蒋介石所说的要养之民,并不是构成社会全体的个人,而是一种整体的概念.蒋介石认为,中国的经济思想有着两个显著特点：其一,“中国经济学说以人类的理性为本源”；其二,“中国经济学说以社会的全体为本位”⑤.因此,中国历史上的经济思想家,“他们都不以人类的欲望为出发点,尤其不以个人之小己的私欲为出发点.他们的学说都本于人性,他们的目的都是国计民生,都是为国计民生而致力于经济的规划与统制”⑥.但另一方面,个人主义方法论在中国近代思想界和学术领域未成绝响.“五四”运动前后,对个人主义进行正面宣扬的就不乏其人.陈独秀阐述了个人主义与现代经济的关系,并批评了传统文化：“现代生活,以经济为之命脉,而个人独立主义,乃为经济学生产之大则,其影响遂及于伦理学.故现代伦理学上之个人人格独立,与经济学上之个人财产独立,互相证明,其说遂至不可摇动；而社会风纪,物质文明,因此大进.中土儒者,以常纲立教.为人子为人妻者,既失个人独立之人格,复无个人独立之财产.等人格之个人独立既不完全,财产之个人独立更不相涉.鳏寡孤独有所养之说,适与个人主义之义相违.西洋个人独立主义,乃兼伦理经济二者而言,尤以经济上个人独立主义为之根本也.”陈独秀：《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载《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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