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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控制论创始人维纳为信息伦理学搭建起形而上学基础,伴随着“计算机/信息革命”,世界图景凸显为信息-伦理的取向.在现代社会,信息技术的发展甚至标志了文化发展的新转向,对信息的争夺就是对权力的攫取.西方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原则违背了道德伦理的社会基础,将导致严重失范的道德困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信息伦理则被包含在和谐社会的总体阐述中.
〔关 键 词〕信息技术；信息伦理；文化全球化；技术批判；和谐社会
〔中图分类号〕B82-05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3）03-0140-06
上个世纪末,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院士指出,信息技术的发展将“导致整个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至文化观念的深刻变化,人类进入了工业化社会的高级发展阶段——信息化时代”〔1〕.随着新世纪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及其更深广的渗透效应,信息伦理的系统研究与实践论证也越来越显得紧迫和重要.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面对我国和谐社会建设和“以人为本”价值观的提出,本文就信息技术的伦理基础进行相应的哲学分析与透视,总结并体察新世纪所面临的信息伦理困境,从中探究信息技术中伦理之根的深广背景及历史线索,以期促进我国科技伦理界更深入地探讨与争鸣.
一、信息伦理学的缘起
在20世纪前夕,英国物理学家开尔文勋爵曾宣称物理学的天空一片晴朗,唯天空的远处有两朵小小的乌云,这一预言埋下了物理主义的唯科学主义信仰.19世纪末,阿克顿爵士也为新时代谱写了万物皆流、唯有道德律令永恒的普世伦理赞歌.但是,随之而来的现代科学革命为人们展现了一个惊异的全新世界观、宇宙观；而现代文明的冲突,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又为人类及其社会提出了变革人生观、价值观的紧迫伦理诉求.到20世纪中期,现代高技术革命更是使得科学技术的“双刃剑”效应日益凸现出来.
在控制论创始人维纳（NorbertWiener）形而上学思考中,物质-能量流与信息流是宇宙创生的两大力量.并且,早在二战时期,在将数学应用于防空高炮的过程中,他就不自觉地提出了信息控制及其将产生现实的社会伦理问题,信息伦理学由此诞生.透过维纳的著作,可以清晰地看到,在他的视野中通讯和控制是归为一类的.1948年,维纳在出版的《控制论》一书中提出,社会其实就是一个像个体一样的系统,它是通过一个通信系统联系起来的,它也有自己的动力学,其中具有反馈性质的循环过程充当着重要的作用.之后,在《人有人的用处——控制论和社会》一书中,维纳则明确地指出此书的主题,就是要阐明我们对社会的理解只能通过对信息和社会通讯设备的研究来实现；就是要阐明信息在现代社会中占据着日益重要的地位.因为“信息这个名称的内容就是我们对外界进行调节并使我们的调节为外界所了解时而与外界交换来的东西.接受信息和使用信息的过程就是我们对外界环境中的种种偶然性进行调节并在该环境中有效地生活着的过程.”〔2〕并且,他认为由于现代生活的复杂性使得人类比以往更加需要这个信息过程,通讯和控制作为个人内在生活的本质跟它们作为个人社会生活的本质是一样的,以至所谓有效地生活就是拥有足够的信息来生活.由此,可以看出,“维纳已经将信息伦理学创建为一门学术研究学科,为其搭建起形而上学的基础,使之成为了研究人类本质与社会的新理论、形成了对人类目的的新认识,提供了一种探讨关于社会公正的全新视角,并为我们展示了多种方法论策略,提供了一个对计算机伦理评述、案例及其分析的宝库.”〔3〕
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化学战为特色、第二次世界大战表现为物理战的风潮,那么这以后的世界图景显然凸显为信息-伦理的取向.新的战争哲学与政治经济模型内在地以信息技术为导向,事实上,当代国际竞争态势也恰恰如此运筹.在二战后期出现的核力量正是在计算机技术的辅助下才得以成为可能,而之后军转民技术的广泛运用使得信息革命的旋风席卷社会和经济各个领域,囊括全球各个角落.20世纪后期以来我们的社会更是被喻为信息时代、网络经济.信息论伦理学者摩尔所说的“计算机/信息革命”就来源于控制论之父维纳所宣称的第二次技术革命.摩尔将信息革命划分为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为前革命时期,这是系统科学的萌发过程,随着第一台计算机ENIAC的问世以及著名的曼哈顿工程的开展而兴起；第二个阶段为引入期,也就是在上个世纪中期以后计算机始用于社会经济各领域；第三个阶段以微机或个人电脑的发展为契机,计算机开始大规模地走入社会生活,广泛地使用于学校学习、商业办公等日常活动,这就是七八十年代的渗透期；进入新世纪,随着万维网的实现,电子邮件变成了人们交往的习惯方式,在线商业与银行飞速发展,网络已成为大多数人获取信息的标准框架,计算机集成芯片构成了包括医药工程和环境工程在内的其他高技术的核心元件,“计算机在很多层面上彻底地整合到了高度发展的社会中.从而,计算机革命为开放类技术革命的展示模式提呈了一种典范.”〔4〕第四个阶段摩尔称之为权力阶段.毫无争议,无论在国际政治、经济,还是在全球化的文化交往中,此时对信息的争夺就是对权力的攫取,一如马克思主义语境下的意识形态与霸权.
舒尔曼曾指出：“技术在现代的、充满活力的文化现实中占据了重要地位.人们愈发广泛地承认,现代技术是现代文化得以建立的基础.在很大程度上,我们文化的未来无疑将被技术控制和决定.”〔5〕可以说,现代技术正是基于信息技术的内核之上,也正是在信息技术的基础上,其他如生物技术、系统工程、基因工程等才成其可能,而纳米技术等新材料工程、新能源技术、太空技术等前沿研究领域也必然以高速计算与精密系统控制为依托.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与繁衍,信息问题就彰显为新的实践伦理重镇.由于信息技术的尖端性和前沿性,及其对社会生活的广泛参与和深度渗透,信息伦理的复杂性与系统性也情系内在与必然.尤其对一些重大的全球性议题及其所处困境,牵涉的实际已经不再是一种技术上的难题,而是实质性的政治和伦理问题.我们可以从“科学事业”或“科学共同体”等术语中清晰地理解到信息交流的核心理念与重大功用.尤其是随着哥本哈根全球气候会议的举行,全球气候变暖和可持续发展纲要之后的低碳经济对于当代信息伦理提出了更严酷、更艰巨的要求.二、全球化背景下文化研究中的信息伦理问题
全球化实质上是经济开放的代名词,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它等同于全部出清与完全整合的全球市场.在这种意义下,公共政策的最大挑战并不在于一个国家内部受经济全球化所激发的竞争态势,而在于面对复杂经济整合过程中的环境以制定全球与区域政策的能力.在经济和政治全球化的格局中,社会问题、社会意识、社会体系及其机制的全球化也氤氲日上.马克思所预言的全球化只有在信息时代才成为可能的普遍现实.德国学者沃尔夫冈·韦尔施在《重构美学》中曾提出“全球审美化”的观点,指出了全球化背景下信息技术对社会生活各个文化细节的伦理态度、审美趣味的变革影响.而在全球普世伦理的思想中,技术发展及其对社会的深刻影响构成内在的道德实在.在很大程度上,信息技术的伦理维度不仅仅是技术研究及其社会应用,从哲学层面上讲,终极关怀的理论之思才是信息技术的原点与归宿.针对英特尔公司的创始人之一戈登·摩尔（GordonMoore）提出的关于计算机硬件指数之升级发展趋势的“摩尔规律”,詹姆斯·摩尔（J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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