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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差序格局”是从微观个体的视角来思考问题的了,但从宏观整体的角度来说,在传统社会中,我们社会关系的模型又是“封建式”的,如果整个中国社会是一个最大的社会关系圈子,不同的社会关系圈子之间互相封闭,缺乏有效互动,彼此陌生,构造了中国式的“一盘散沙”分割型的“地方性社会”了,这种“地方性社会”又由于中国社会管理集权的传统,由政府官员及其与其结盟的精英所主导,因此弱势的民众之间是非常难以互相响应,互为支持,更难形成集体性的表达影响强势的政府及其行动了.而网络社会中的人际关系首先突破了“先赋”关系的限制,他们的社会影响力不再局限在“熟人社会”中了,在网络中社会中,由于网络强大的“赋权”功能,任何一个个体都可能是网络中那只扇动翅膀的“蝴蝶”,“六度分割”{5}几乎发挥到极致,网络帮助人们跳出了种种“先赋”关系的限制,同时由于网络陌生人的社会特质,“波纹式”的“特殊性关系”受到监控,而以群体为基础的“团体”式“普遍性关系”开始广泛建立,与他人的关系不再限制在特定的具体范围里,而是处于广泛的、流动的网络空间里了{6}.在传统社会中,只有某种具有“特殊性关系”背景的人才能达到的社会影响力,在网络社会中已经具有了某种普遍性了.任何一个政府行动都必须考量自己在网络空间中可能产生的影响了.同时网络作为完全异质的力量突入中国社会关系的内部,重新塑造了中国的社会关系模型：由“封建式”向“扁平化”迈进.尽管不同的圈子更加广泛地建立了,但是各个圈子之间的封闭性被打破,流动性大为增强,互动不断增加,甚至还可以进行一个“类组织化”的集体行动了.这样大大促进了他们的集体化、组织化的行动,从而也在某种意义上决定性地影响到政府行动了.

其次,网络社会中人际关系改变了政府行动性质

在传统社会中,人们与他人的人际关系有限、封闭、狭窄.这就产生了两种情形：一是由于缺乏中层社会组织的支持,在一个“碎片化”的社会里,个体之间由于缺乏必要的相互支持,不能有效地扩散,且由于信息传递的效率及其低下,从而阻塞了“社会事件”中人际互动向社会互动转变的渠道与可能.因此任何一个事件都只能是“地方性”的和“非社会性”的,都只是一个具体的行政问题,都只涉及到非常有限的个体,或者说“碎片化”的人群.而对更广泛的社会大众来说,他们是旁观者,是无涉者,他们也往往不明所以然,由社会事件引发的社会群体既无组织,更无行动能力.“社会事件”因此无法引起宏观震荡,按照“科层制”的管理原则和方法,政府及其官员也因此为有限涉入,无须整体介入.二是在这样的人际关系中,由于缺乏有效监督的外部社会力量,再加内部制衡机制受到“熟人关系”的稀释,权力向政府及其官员方倾斜,实质是政府一极独大,社会为部分精英所控制.这种社会关系结构异化的极端是官员控制一切：“书记就是党”{7}.

因此一旦社会事件发生,政府及其官员所要做的是防止事件的扩散,防止事件的宏观化,竭力避免事件超出自己社会关系的控制,切实将事件控制在自己能掌控的“地方性社会”中,避免事件的升级变性.尤其是在一个科层化的社会里,要防止其他政府官员,特别是上级领导的涉入,因此也会尽可能将事件控制在一个具体的行政性问题的范围内解决,因为这样只是牵涉到一个“行政问题”,而非“政治问题”,前者仅仅是科学化的“对与错”的问题,而后者则是涉及基本的立场与态度的“是与非”的问题,前者也许是“能力”和“机会”问题,而后者则是“思想认识”问题,两者的性质截然不同：理论上前者是可容忍的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因此前者将有更大的弹性和进退的机会,而后者一旦定性,则是具有某种敌对性质的冲突,转寰的余地就非常有限了,因此所面临的压力和结果也将大不相同.

但网络中人际关系的变迁开始大大促成了这种关系的变化,由于网络中的人际关系流动性和浓缩性,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地球村”时代来临,正如著名的传播学大师麦克卢汉所说的“媒介是人体的延伸”,人们通过网络延伸的人体器官（如眼睛、耳朵）,实现了在传统社会几乎不可能的“在场”,人们之间的关系既不完全等同于传统的同质的“熟人社会”,也不同于异质的“碎片化”的“陌生人社会”,虽然仍然没有中层社会组织参与,但这种网络社会关系反而具有了某些“团体化社会关系”的性质和特征.因此在网络空间里,任何一个社会事件都会形成一个“社会会议”,而且这样的“社会会议”是不断生成并流动的{8}.

在这样的“社会会议”过程中,一是在网络信息“核爆式”的连环传递下,人际互动高速而具有非凡的效率,人际互动广泛发生,从而使得“社会事件”能在短时间内由微观的“人际互动”向宏观的“社会互动”转换.二是这样的“人际互动”是“脱域”、“去个体”、“符号化”的,至少在形式上是平等的,没有了任何脱离普通参与者的精英,任何人都几乎无法单独控制,一手遮天.因此人际互动经过不断地博弈、聚焦、竞争,交互影响,并经过不断生成和流动的“社会会议”,进而产生宏观意义上的社会互动.一个网络社会事件往往轻易就有数万人,几十万人,甚至就有几百万人参与其中.赵洪祝同志在网上交流,一个访谈的同时在线人数达220万之多{9}.因此一般来说,当今我们国家一个省一般几千万人,一个市几百万人,一个县几十万人.即使一个短暂的访谈就相当于又一个全市范围内的老百姓都参与其中了.无疑这是一个巨大的群体,有着广泛的社会影响,这就为行政问题政治化奠定了基础,因此在网络社会中,在一个人数众多的扩散性动员的过程中,政府行动,哪怕就是一个很少的细枝末节,都有可能极具政治性了.

再次,网络社会人际关系促动了政府行动机制的变化

在传统社会中,政府行动机制具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自上而下”是政府行动的基本模式,它也是科层官僚体制的基本特征与要求.二是社会问题解决基本都是政府的单方行动,具有强烈的单边色彩,问题的定性、认识与决策基本都是依靠政府及其官员的内审、自我监督.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它是与社会过程是双轨运行,没有互动与交集.

事实上,传统的政府行动机制是依托于正式的、官方的、文本的科层组织关系.传统社会,任何一个集群性的事件一旦发生,无论在何种制度社会中都会受到高度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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