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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最为契合.在法经济学最为发达的美国,经济法律制度和民商法律制度也是法经济学研究的重点内容.
较早的法经济学文献主要研究法律的成本与收益问题,成本收益分析也贯穿始终.根据统计,专门对法律的成本和收益进行分析的期刊文献有8篇,占期刊文献的比重是216%,尚不包括著作中涉及的成本收益分析.由此可见,成本收益分析已成为中国法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分析工具.主要是因为成本收益分析相对博弈论、供求分析、均衡分析等工具来说,不具有专业经济学知识的法学学者更易于理解和操作,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了我国法经济学研究者的自身理论储备有待于进一步丰富.
（二）中国法经济学高频被引文献期刊分布图谱
根据表4,在37篇高频被引期刊文献中,《中国法学》刊登了6篇,占比1622%；其次是《中国社会科学》,刊登4篇,占比1081%；《法学研究》、《学术研究》等4家刊物各刊登2篇,《经济研究》、《法学》、《现代法学》等19家刊物各刊登了1篇.由此可见,《中国法学》、《中国社会科学》两家刊物对中国法经济学的发展作出的贡献最大,两家刊物在中国法经济学研究者中的影响力最强,法经济学文献质量也较高.
从刊物类别来看,37篇高频被引文献分布在25家刊物上,其中法学类刊物10家,占比40%；综合社科类刊物9家,占比36%；经济类、管理类刊物6家,占比24%.这种分布状况相对于其他学科文献的期刊分布来说,较为分散.一方面是因为法经济学的交叉学科特性,法经济学文献发表的面较广,通常可以发表在法学类、综合类、经济类以及管理类等刊物上.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各类刊物对法经济学具有较为浓厚的兴趣,也采取一定的措施支持法经济学的发展.比如《广东商学院学报》自2009年以来就开辟了“法和经济学”专栏；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主办的《制度经济学研究》每期都刊登若干篇法经济学论文.此外,在这25家刊物中,有40%的刊物属于法学类刊物,说明法学类刊物相对其他刊物来说更愿意扶持法经济学的研究.因此,笔者不赞同国内学者提出的“国内法经济学论文大多发表于经济类期刊”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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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法经济学高频被引文献发表时间分析
根据图1的统计,在47篇高频被引文献中,分布在1992-1993年以及1997-2007年,总共13个年份,年均308篇.发表时间最集中的是2004年,有9篇文献；其次是2002年,有8篇,2005年有7篇,2003年有6篇.中国法经济学高频被引文献集中出现在2002年至2005年这4年间,总共30篇,占比6383%.其中的原因有：第一,中国法经济学研究经过20世纪80年代的引进、90年代的消化吸收之后,在进入21世纪后开始井喷.第二,国外法经济学巨著的翻译出版也是重要原因.根据表5的统计,中国学者引用频次最高的5部美国法经济学译著中,有4部是在1997年至2003年出版,恰好是中国法经济学高频被引文献井喷的前夕.
根据高频被引文献在时间跨度上的分布,笔者将中国法经济学的发展历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萌芽阶段（1983年至1991年）,法经济学被引入中国后,开始从无到有,但基本上是介绍性的研究.第二阶段是初步发展阶段（1992年至2001年）,1992年确立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从此,经济学、法学以及法经济学等学科发展摆脱了体制的束缚.我国法经济学也得到了初步发展,不再局限于介绍国外的理论,开始注重法经济学的应用.第三阶段是迅速发展阶段（2002年至今）,2001年加入WTO后,中国法经济学的发展有了外部推力.在这一阶段,法经济学爱好者、研究者明显增多,法经济学文献也大量增加,依据笔者在中国知网学术文献总库中的统计,截止至2011年10月28日,以“法经济学”、“法律经济学”、“法与经济学”、“法和经济学”、“法律的经济分析”、“经济分析法学”等关 键 词作为题名进行搜索,总计1709篇文献.其中,2002年1月1日至今的文献有1558篇,占比9116%.高频被引文献也集中出现在这一阶段.尽管尚未形成中国本土化的法经济学理论体系,但是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有扩大,研究的问题也很前沿.由此得出一个可以适于中国所有学科研究的结论,即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以及加入WTO等重大政治经济事件对学术研究的推动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四）中国法经济学高频被引文献作者及单位分析
1法经济学高频被引文献作者及其学科背景分析
根据表6的统计,在这47篇高频被引文献中,钱弘道有6篇,位居第一；周林彬4篇,排第2；冯玉军3篇,排第3；刘大洪、曲振涛、张建伟各2篇,排第4.位居前4的6位教授,除曲振涛为经济学教授外,其他5位均为法学教授.由此说明,法学教授对中国法经济学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大于经济学教授.我们也可以从表7中作者的学科背景统计中得到同样的结论.47位作者的学科背景涉及法学、经济学、管理学和其他学科,其中法学学科背景的作者有30位,占比6383%,是经济学学科背景作者的23倍.这说明了,目前我国的法经济学研究已经形成了“法学学者为主,经济学学者参与”的局面,这与国外法经济学研究者的学科背景布局是一致的.①至于出现这种局面的原因,笔者以为是法学学者和经济学学者对法经济学的认识存在越来越大的分歧所致.经济学学者眼中的法经济学主要是研究法律制度对经济系统运行的影响,更关注制度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博弈论等经济学领域；法学学者眼中的法经济学是运用经济学分析法律制度,关注的是主流的法经济学.这种认识上的分歧造成了上述局面的出现.2法经济学高频被引文献作者单位及地区分布状况
根据表8的统计,在47篇高频被引文献中,其作者涉及23家单位.其中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位列前三甲,分别发表7篇、5篇和4篇.其次,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山大学、浙江大学各发表3篇,武汉大学等5家单位各发表2篇,其它12家单位各1篇.在这23家单位中,高校19家,占比826%；科研院所2家,占比87%；政府部门2家,占比87%.这说明高校对我国法经济学的研究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科研院所的数量虽少,但中国社会科学院在高频被引文献中占据了7篇,占比1489%,说明了社科院在法经济学研究中充当了急先锋的角色.只有2位作者来源于政府部门,说明法经济学对于广大政府工作人员而言还非常陌生,对立法、执法、司法等法律活动的影响非常有限.
根据表9的统计数据,47篇法经济学高频被引文献涉及全国14个省市,占大陆省市的比例为4516%.由此可知,虽然近10年来我国法经济学发展迅速,但在全国学者中的影响力还非常有限,未呈现出“遍地开花”之态势.尽管如此,我国的法经济学研究开始出现了北京、湖北、上海、广东、浙江、山东、黑龙江等主要研究基地,尤其是北京、湖北、上海和广东这4个研究基地在全国法经济学研究基地中实力最强.北京作为全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成为法经济学人才的聚集地.湖北成立了全国第一个地方性法经济学研究会,上海、广东、浙江、山东等地则成立了法经济学研究机构.这些举措都极大促进了法经济学的发展.但相对北京而言,其它省市的法经济学研究力量还比较薄弱,有必要加大人、财、物等方面的研究投入.
三、法经济学文献及被引频次的质量分析
（一）被引频次的横向比较
如前所述,中国法经济学文献中有被引记录的888篇,占总文献的5196%,这一比例说明我国近一半的法经济学文献质量堪忧.在有被引记录的文献中,被引频次30次以上的期刊文献数量是37篇,最高被引频次是162次,平均被引频次是5403次；被引频次在50次以上的著作文献数量是10部,最高被引频次是603次,平均被引频次是2081次.由于著作相对论文而言是更为成熟、更为经典的文献,其信息量也是期刊文献的15倍至20倍,但平均被引频次并没有出现相当的比例,法经济学著作平均被引频次不到论文的4倍.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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