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类毕业论文是什么,关于《大学》历史地位的变迁其原因相关论文范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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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以其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深深地烙印于中国古代社会知识分子的心灵,成为他们的人生哲学大纲.尤其经宋儒标举之后,《大学》逐步跃升为“四书”之首、“帝王之学”,地位高于传统经典“五经”,极大地影响着许许多多的知识分子的思想和行为,被奉为人生治学之圭皋.

《大学》本为《小戴礼记》中的一篇,在唐宋之前和之后的命运是大不相同.在唐宋之前,《大学》几乎埋没在儒家的典籍之海中,很少引起学者的注意,更没有被抽离出来单独刊行过.汉代学者对它的注解也仅仅是从《礼记》整书的角度来进行的,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故,从汉至唐,《汉书艺文志》“六艺略”、《隋书经籍志》等未见其单篇的记载.

到中唐时,儒家仍日渐势微,道、佛大行于天下.部分儒家学者欲倡明儒学,延儒家香火,韩愈,柳宗元等为其中之杰出者.尤其是韩愈作《原道》,引《大学》“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之说,以破佛老“治心而外天下国家”之非,合于儒家正统思想且合时势,令时人耳目一新.其后,李翱的《复性书》借《中庸》《易传》以解读《大学》,提出了《大学》具有深奥的性命旨趣,打开了儒学研究的新路子.

及至宋代,《大学》逐渐被儒家学者重视,地位逐渐攀升.先是司马光撰《大学广义》一卷,并著《致知在格物论》一篇, 这是《大学》作为独立研究对象,并别出单行的开始.不久,张载即标举《大学》,称其“出于圣门,无可疑者”然视《大学》为圣人之学.程颢、程颐兄弟旋亦表彰之,称《大学》是“孔门教法,初学入德之门”,甚至说《大学》是“孔氏之遗书”,已经有了把《大学》抬高到与《论语》相似地位的态度了.

南宋时,朱熹对《大学》经学地位的确立居功甚伟.朱熹对《大学》用功最勤,据记载,他十来岁就攻读“圣贤之学”,慨然发奋,日读《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无间断,以做“圣人”为志向.宋孝宗即位后,朱熹以《大学》一书中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治国平天下”思想对孝宗.朱熹称之为“帝王之学”.隆兴元年(公元1163年)朱熹“复召”以“格物致知”进说孝宗.绍熙三年壬子(公元1192年)七月宁宗即位,朱熹进讲《大学》一月.朱熹在六十一岁时撰成《大学章句》,后复著《大学或问》、《学庸详说》等书,甚至在死前一天,还在重新改写《大学诚意章》.观朱熹一生用功于《大学》几达六十年之久,功夫不可谓不深矣！期间,朱熹先于孝宗淳熙四年(公元1177年)序定《大学章句》和《中庸章句》,又于淳熙九年(公元1182年)在浙东提举任上,首次将“四书”合为一集刻于漳州,这是经学史上“四书”之名的首次出现.而后,朱熹又于庆元五年(公元1199年)刻定《四书章句集注》,这是“四书”的最后定本.中国思想史的角度看,朱熹精心编成四书,使四书系统的哲学获得了新的形态和生命,从而也使宋代理学的天道、性命、诚等超越性概念得以稳定和巩固,理学思想才真正系统化.在“四书”内部,朱熹以《大学》《论语》《孟子》《中庸》来排列先后,作为学习儒家思想的“入道之序”.这样,《大学》就在其“四书”学中占据了首要的地位.此举甚得时人推重,加之程朱理学影响日渐扩大,《大学》之声名亦日渐广播.

朱熹的再传弟子真德秀是南宋后期声望颇高的理学家和大臣,其思想基本上是祖述朱熹,其《大学衍义》一书最为重要.真德秀在《大学衍义》中认为其纲就是“帝王为治之序,帝王为学之本”,并把《大学》“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的主旨演绎为帝王治国平天下之学,他改变了原先的道德对话的主客体平等地位,演变为在下的主体臣子卑恭地向在上的客体帝王的进言.此说法正好符合当时封建皇权集中的需要,所以,宋理宗十分称赞,认为此书“备人君之轨范焉”.这本书对于确立程朱理学的官方地位无疑起了很大作用,也是后世帝王重视《大学》一书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理学能够成为官学,也与朝廷的重视与提拔有关.据《宋史理宗本纪》记载,宋理宗于宝庆三年下诏“朕观朱熹集注《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发挥圣贤蕴奥,有补治道.朕励志讲学,缅怀典型,可特赠朱熹太师,追封信公”.这是封建最高统治者首次如此褒崇朱熹及《四书集注》,为确定理学的统治地位奠定了不可动摇的基础.朱熹的《四书集注》也由于理宗的推崇,获得了学术上的统治地位而成为儒生的必读课本.此外,宋理宗还亲自撰写《道统十三赞》,肯定了从伏羲、尧舜、到周公、孔丘、颜回、曾参、子思、孟轲等十三人是儒家一脉相承的道统,并宣示于国子监的学生.淳熙元年(1241年),又下诏将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等理学家从祀孔庙,这在封建社会里是对文人的最高奖励.于是,理学也就逐渐成为了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在此过程中,《大学》的地位也就伴随着理学地位的升高而得到提升.

到了元代,据史载,元皇庆三年所立考试程式中即规定,朱熹所注解的《大学》被规定为考试主要内容之一.《大学》的经典学术统治地位经科举考试而得以强化.明代,朱元璋力挺程朱理学,规定科举考试的题目和答案必以朱熹之注解为准绳,大体沿袭皇庆之制.后虽颁行《四书五经大全》,废弃注疏不用,然贯穿于《四书五经大全》中的是更为系统的程朱理学思想.乃至明代朝廷还每下诏文,斥责科举考试以及学校教育、学者著述中背离程朱理学的言论观点,如明人余继登的《典故纪闻》卷十七中曾纪录有嘉庆十七年一则诏书中说:“今若有创为异说,诡道背理,非毁朱子者,许科道指名劾奏.”清代亦如是,学校教育与科举考试基本上是承袭明代制度,对于乖违程朱理学的人严加惩处,这一点可以从清代“文字狱”的严酷性得到说明.至此,《大学》在元、明、清三代国家政治推崇下,不仅成为官方意识形态之主要内容,更是士人必读之经书,儒者必读之经典,其地位和普及面更是远胜《五经》,影响深远.

同时还须注意的是,在明代思想史上,王阳明对《大学》地位的抬升也有重大的作用.在王阳明的思想体系中,《大学》己不再是道德入门之书,而是穷极真理之书,追求至高的天人合一境界之书,其地位不仅要高过其它经书,而且在“四书”中的地位也远胜《孟子》《中庸》,他说:“《孟子》集义养气之说,固大有功于后学.然亦是因病立方,说得大段,不若《大学》格、致、诚、正之功,尤极精一简易,为彻上彻下,万世无弊者也.”这比起朱熹视《大学》为小学的必读书,是 “六经之阶梯”,“初学入德之门”的看法,要重视得多.故,其高足钱德洪在《大学问》后附注中说:“大学问者,师门之教典也.”是说,《大学》是世人修成圣人的必要经典.

《大学》一书地位变迁的原因是十分复杂的,既有其自身原因,也有历史政治原因,还有儒家学者的共同努力.

《大学》作为儒家主要经典《礼记》中的一篇,成为历代儒者必读文章,加上众多著名学者不断地注解,始终处在儒家士人的思想视野中,随时存在着变化和发达的机遇.这是《大学》能够发达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大学》能够发达亦得力于其文本自身的魅力.它以寥寥二千余言,简约而深刻地传达了儒家内圣外王的理想,与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人生志向非常契合,深受喜爱.其行文的逻辑条理性之强于《礼记》诸篇中颇为典型,其语言简明通俗而易于为人传诵,其思想简约深刻而给后人留下了极大的思考和阐释的空间,不断激发着后人的研究热情.这是《大学》能够发达的内在必然性.

众所周知,在中国古代社会的文化传播中,科举考试的导向作用是巨大的.西汉时期立于学官的五经是《易》《书》《诗》《礼》《春秋》,但此《礼》指的是《士礼》,也就是晋代以来所称的《仪礼》,而非《礼记》.东汉王朝建立后,立今文经学十四博士.其中,《礼》立的是大、小戴两家.由此,《大学》伴随着《礼记》就进入了科举考试的范围.加之,东汉时,学者郑玄给东汉中期定型的收有四十九篇的“记”的选辑本――《礼记》做了出色的注解,这样一来,使它摆脱了从属《仪礼》的地位而独立成书,渐渐得到一般士人的尊信和传习.魏晋南北朝时期就出现了不少有关《礼记》的著作.到了唐朝,国家设科取土,把近二十万字的《左传》和十万字的《礼记》都列为大经,五万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