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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信不欺,视商誉为第二生命.据张海鹏、王廷元编《明清徽商数据选编》采集不少徽商接受儒家伦理观念,甚至在服饰方面也效仿儒士之事例,例如,载述程得鲁“虽服儒,其操行出入诸儒”,描述黄玑芳“平生自无妄语,与人交悃忠信等.足智好议论者服其诚,而好儒备礼者亦钦其德.”物资生活的不匮乏,是精神生活的必要条件,孟子所谓有恒产才有恒心,徽州儒商浸润于儒家的伦理文化中甚久,贾服而儒行,亦商亦儒,独具非凡的风采.他们不但以儒家思想修身,且进一步将儒家基本伦理推扩到商场中而形成了儒家化的商业伦理,做人诚恳的“诚”德与做事讲信义的“信”德是他们所形成的商业伦理两大核心价值,例如,歙县有位江姓商人出贾四方,据载：“历游吴越闽海诸地,以诚信交人,同事无少欺隐.后卒于浦城.病革,犹作书遗诸子,谆谆忠厚积善为训.”

歙县《济阳江氏族谱》卷9.做人应该“忠厚积善”,经商应该“诚信交人”已形成彼时徽州儒商共同的商业伦理.诚德与信德最基本的美德就是童叟无欺,不二价,货真价实不卖伪劣商品,也不投机取巧,任意哄抬物价牟取暴利.君子爱财取之以道,以义制约,不唯利是图,以利害义,义利双行,不谋不义之财是最核心的商业伦理.兹再取两则典范性的事例来说明,其一,据《大泌山房集》卷73《胡仁之家传》记载,明代歙县的粮商胡仁之在嘉禾经商,有一年遇上当地饥荒,一斗米贵达千钱,有人建议他可以在粮食中掺假以牟取暴利,他坚持商品质量的诚信是商道之本,不能昧着天理良心来赚钱；其二,商场有风险自古皆然,据嘉庆《修宁县志》卷15《人物乡善》记载,该县商人吴鹏翔曾与人签约,订购800斛胡椒,后经人查出这批胡椒有毒素,避免毒胡椒流入市场,竟不惜以重金付贷款,且将毒胡椒烧毁,足见其损己利人的仁心义举.不仅如此,很多徽商以儒家仁民爱物之心,确认商家与顾客之间不是唯利是图的关系,而是互利互惠,互相依存的民胞物与关系,他们不但对诈欺顾客以谋取暴利的奸商感到不齿,而且以“薄利生财,甘为廉贾”做为商业伦理的一项美德,颇有孔子所言博施济众,荀子所谓善生养人的淑世情怀.五当代的儒商风采及未来之展望

儒家内圣修德、外王淑世的仁义思想及其源远流长下所陶成的明、清儒商德化的人格是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精神传统和典范性人格,在这一普遍渗透华人世界,深刻积淀在华人心灵意识深处的文化元素,如当代新儒家梁漱溟所言,中国是一道德理性早熟的文化,儒家传统所涵养出来的社会是以伦理为本位,人与人之间伦理情谊的感通为崇高的文化生活价值,因此,他认为儒教化的中国是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本文所论述的儒商,可为一佐证,在当代华人世界中也有不少继承明清时代儒商之精神传统,讲究企业伦理以及善尽社会责任的当代儒商,我们可以首推南洋橡胶大王,爱国爱乡土的福建籍华侨陈嘉庚先生,他在《陈嘉庚公司分行章程》第一章第一条,开宗明义地宣示：“本公司以挽回利权、推销出品、发展营业、流通经济、利益民生为目的.”他常说：“人身之康健在精血,国之富强在实业.”他自觉地指出华人企业家应以振兴中国经济为己任.他言出必行,自1919年起,竭尽公司最大财力,集巨资创办厦门大学（如今已是福建省首屈一指的重点大学）、集美航专等十多所学校,集结成学村.他庄严的宣布：“以后本人生意及产业逐年所得之利,除花红之外,或留一部分添入资本,其余所剩之额,虽至数百万元,亦以尽数寄归祖国,以充教育费用.”

潘亚暾汪义生等着《儒商学》,页268,广州市暨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12月第一版.陈先生之所以格外重视中国的教育,这是他有知识经济学的先见之知,他在异域经营国际大企业具有前瞻性的国际宏观视域.他深刻认识到科学的基础研究为科技的研发奠基的必要性,也了解科技的进步是企业繁荣的推动力.因此,科学的研究人才、科技的研发人才、事业化的管理人才,高科技的生产作业员等皆端赖教育来培良质精量足的人才.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是造就人才的摇篮,是发展经济、厚植国力、造福同胞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因此,陈嘉庚成己后思成人,己立而立人,己达而达人,以饱满的民族爱,对同胞的人文关怀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不但尽力反馈国家的教育和经济建设,也激励了其企业团体员工对企业崇高理想的忠诚和热忱,强化了对企业的向心力、凝聚力,提升了企业伦理观和社会责任感,产生了企业发展的精神动力,使具儒商特色的企业更具蓬勃发展之势力.

台湾的纺织巨子徐有庠先生以“诚信朴慎”为其创业的座右铭,他自述在就学时期对《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左传》、《易经》、《礼经》等儒家经典以及《古文观止》等书皆有所涉猎.他的企业文化精神是糅合了勤俭朴实的家风,以及对生活的实际体验,他说：“我平生最服膺受用的理论是《中庸》“力行进乎仁”的精义.”

曾志强著《中国商道-从胡雪岩到李嘉诚》,页108,台湾台北市达观出版公司,2006年8月初版.

三阳公司是台湾人所皆知的大企业,黄世惠是第二代企业经理人,他五十岁时由脑外科专家转轨于企业界,秉持“不要分是谁的责任,自己应该率先努力”的儒家身教重于言教的人文精神,本着正派经营的信念,他声称：“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我不是什么钱都赚的,乞丐的钱我就不赚’.”

同前,页137.这是儒家见利思义,不赚不义之财的基本伦理,他在1988年购入当时濒临破产的“国泰信托”,其回收无望的放款近200亿新台币,净值仅950万元.黄世惠仅带了三位幕僚推行“三阳式”的分层负责与奖惩制度,他个人与其关系企业不向“国泰信托”贷款,他的诚信经营原则终于使“死水”重新流动起来.七年后,“国泰信托”的信托资金从240亿元新台币快速增长至918亿新台币,所拥有的总资产突破1100亿台币.他的诚信伦理,讲究信用,贯彻诚实无欺,获得他人对其企业经营的信誉,使得其企业得以长期健康的发展,可资为儒家伦理的企业文化做一正面的佐证.

优秀的企业人员不是丛林的战斗者、唯效率是问的机器人或是商业战场上优秀的勇士,而应该是智、仁、勇、强兼具的品格完善的高尚君子.商业的永续经营在于能恒维持诚信和公道,企业组织的运作功能建立在忠诚度、荣誉感和对人友善的态度,也就是应培养自己深厚的人文素养及对他人和社会的人文关系.宋代理学家陆象山（1139-1193）说：“若某则不识一个字,亦须还我堂堂地做个人.”

《陆象山全集》卷35,包显道录.意指人生有限,却能活出无限庄严的生命意义和价值,应挺立在天地之间,堂堂正正地做一个人.儒家鼓励人应有仁爱心、正义感、责任意识,若能具备这些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人文素养,在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前题下,从商也显出儒者的德性、品味和格调而成为兼具儒与商之身份的“儒商”.因此,企业伦理旨在培养企业主和全体职工的仁义人品和社会责任心,实践的重点在“教育”,特别是我们具有中国文化身份的儒家伦理这一必要元素.台湾的企业伦理,近年来逐渐受关注,1990年,中华民国管理学会与美国亚洲协会共同资助“台湾企业伦理”研究计划,经常举办相关的讲座、研讨会,且出版成果以便流通普及,又制作了十卷录像带教学个案十卷,便教学和推广之用.台湾企业界也纷纷成立各种文教基金会,举办相关主题的伦理讲座,或从事各种社会公益活动,例如洪建全文教基金会、金车文教基金会等,一方面回馈社会,善尽社会的责任,另方面也一心向善地重塑良好的企业文化和企业形象.在台湾,大学的商学院或管理学院也逐渐开设企业伦理或职业伦理等课程,可说明这一课程发展趋向.

李春旺著《企业伦理》台北市：正中书局出版,1990年,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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