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卫兵类论文范例,与漫议“宽容”相关硕士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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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我们告别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惯性思维之后,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宽容”的重要.1985年,荷裔美国学者房龙《宽容》一书的翻译出版,更是引起国人对于“宽容”的热衷,并把它当作一个颇为时髦的话题挂在嘴边.再加上“向前看”、“历史宜粗不宜细”等等话语的提倡,似乎我们对过去的一切都应该“宽容”了；无论是当年的受害者还是当年的施虐者,也都可以如鲁迅先生所嘲讽的那样,统统“咸与维新”了.而在某些人的笔下,鲁迅则成了一个“睚眦必报”的人,那句“一个也不宽恕”的遗言亦遭到毫不留情的批判.

的确,我们今天是够“宽容”的了,无论对于过去还是对于当下,宽容之风实在是盛行得可以.这里不妨看两个例子.先说当下的,青年作家郭敬明因抄袭他人的作品,已被法庭判定赔偿和公开道歉,可郭敬明却毫无悔意,拒绝道歉.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尽管此事受到广泛的指责,中国作协却显示出极大的宽容,不仅将郭敬明吸收为作协会员,还处处为其辩护.介绍人王蒙说：“我推荐的不是道德楷模,也不是先进人物”；作协副主席陈建功说：“对年轻人是要给他们时间反省和纠正错误的.”令人颇为失望的是,至今也未见郭敬明承认错误――真不知这个“反省”的时间究竟有多长?再说过去的,四十多年前的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宋彬彬.1966年,宋彬彬是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现改名“附属实验中学”）的高中学生,学校红卫兵的头头.她的出名是在1966年的8月18日,那一天她登上了天安门,把一枚“红卫兵”袖章戴到了毛泽东的胳膊上.毛泽东问起她的名字,当听说她的名字是“文质彬彬”的“彬”时,毛泽东回答了一句“要武嘛!”于是,她就改名“宋要武”了.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是“文化大革命”初期风头最劲的一支,该校的党总支书记、第一副校长卞仲耘就是在1966年8月5日这一天,活活地被这些红卫兵小将打死的.她是“文化大革命”中第一个被自己学生打死的教育工作者.我们没有证据说卞仲耘的死与宋彬彬有直接的关系,也没有人证明当时宋彬彬是否亲自动过手；但她是该校的红卫兵头头,领袖式的人物,应该说是难辞其咎的.尤其是当她改名“宋要武”之后,该校的武斗之风,毒打老师的现象就愈演愈烈了.全国的红卫兵自然也就跟风而上,随着“要武”的号令,仅8月18日之后的短短二十天里,北京市就有一千七百七十二人死于非命!然而就这样一个“文革”标志性的带头人物,如今校方竟将其当作“荣誉校友”,引为母校的骄傲,在该校2007年的九十周年校庆时被奉为上宾.而宋彬彬（现已改名宋岩）本人的“自荐词”,其履历竟然是从1968年才开始的,1968年之前的历史完全给遮蔽甚至抹去了.当然,身为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宋岩,确实是母校的“辉煌”,可我们能因此就宽容了1968年以前的“彬彬”“要武”吗?

所谓“宽容”,就是“不计较”“不追究”.对于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当然不需要也不值得去计较和追究；也只有那些事关重大的过错乃至罪恶,才可能成为是否需要宽容的议题.就像上面所举的两个例子,都绝非无足轻重的鸡毛蒜皮,在全国范围内所造成的影响亦不可小觑.对于以文章为命的作家、学者来讲,没有比抄袭和剽窃更无耻的事情了；而不抄袭不剽窃他人的作品以及研究成果,乃是身为作家、学者的道德底线.虽说我们并不要求作家都成为“道德楷模”,但也不能轻率地把一个缺乏起码道德的人推荐到中国作协里去吧?以学习为主的学生竟然变成了耀武扬威的“红卫兵”,用血腥的暴力来对待自己的老师和同学,在社会上四处“打、砸、抢”,这在人类历史上怕也是空前绝后的了.尽管他们都很年轻,郭敬明是“80后作家”,宋彬彬当年也不过十八九岁,他们有的还是由于受了某种理论的蛊惑才去那样做的.但他们对自己当时的所作所为至少应该有所担当,对自己曾经的过错乃至罪恶至少应该有所反省吧?遗憾的是,我们根本就没有听说和看到.那么,我们是否还应该或者还能够宽容他们呢?窃以为,不能.因为对于一些涉及是非善恶的问题,宽容是有前提的,那就是犯有过错或者罪恶的人必须认错或认罪；否则,宽容就等于纵容了.就拿“二战”的两个元凶,即德国法西斯和日本军国主义来说吧,为什么欧洲乃至全世界的人们能够原谅德国,进而宽容了他们呢?那是因为德国认罪了,德国总理勃兰特还曾跪在犹太人的死难者纪念碑前满怀诚意地谢罪.而亚洲（主要是受难最深的东亚至南亚）的广大民众为什么不能原谅日本呢?因为他们根本做不到这一点,日本朝野至今都不乏不肯谢罪的人,偶有某位领导人出来表示点儿歉意,也常常是轻描淡写,甚至文过饰非.日本何以如此顽固不化?不正是由于自二战结束以来我们的过度宽容么?可见,对于这类始终拒绝深刻反省和真诚谢罪的国家,是没有什么宽容可讲的,必须继续追究他们的战争罪责.

这里,我想再举一个例子.许多电视台都曾经播过这样一部连续剧：男主角驾车撞了人,肇事后慌忙逃逸了.不过,这个男人还算是有良心的,事后他尽其全力去照顾和帮助死者的遗孀,末了两人竟然擦出了爱情的火花等故事说起来也颇为动人,但问题是这个男主角事后的种种做法,是否能够算是替自己“赎罪”了呢?我们是否可以因此而宽容他呢?针对这一问题,齐鲁电视台专门作过一台节目,让正反两方的嘉宾各抒己见进行辩论,广大观众也可以积极参与.结果令人大跌眼镜,认为男主角的做法已经给自己赎罪了的正方票数居然占了绝对的多数.笔者却完全赞同反方的意见,即“赎罪”必须要以“认罪”为前提.作为车祸的肇事者,驾车逃逸无疑是一种犯罪,他唯一的正确选择是向警方自首并且服罪.这是一个法治社会对每一个公民的基本要求,不首先认罪是谈不上赎罪的.犹太民族就有一个专门的“赎罪节”,每当“赎罪节”这一天,每个人都会反省自己这一年来曾经做过什么对不起他人的事情,不管对方是否受到伤害,也不管对方是否知晓,都必须在这一天亲自登门道歉.真情实意地道了歉,这才能给自己“赎罪”,也才可能得到对方的谅解和宽恕.遗憾的是,上述电视剧中的男主角并未按照既定的法律程序去自首,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认为他已经给自己赎了罪呢?对此,反方的一位专家说得好――就是让这部电视剧,还有正方这样的专家给误导的!可见,对于宽容这个概念,对于如何实施宽容,人们的看法很不一致.

在西方文化的语境中,宽容这一概念是有它特定内涵的,即它仅仅是指思想的表达.房龙的《宽容》一书,实际上就是对人类历史上所有不宽容现象的严厉批判,是对历代各国极权主义对思想的钳制、扼杀和镇压的严厉批判.在房龙的笔下,宽容无疑是自由理性的代名词,而《宽容》一书则分明是一部波澜壮阔的人类思想解放史.然而,我们在使用“宽容”这一概念时却要宽泛得多,甚至将某些有违社会公德和国家法律的行为也囊括其中了.如果宽容仅仅是指思想的表达,那么所涉及的无非是个“言论自由”的问题,则不应该存在任何“前提”.正如伏尔泰所说：“我虽然不赞成你的观点,但是,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当然,这里说的“观点”也好,“说话”也好,是不包括谎言在内的,对于谎言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宽容――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宽容》一书之所以成为人们关心的热点,就是因为在那之前的“文革”对思想的禁锢.别说什么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哪怕是信件、日记、私下的谈话,以及向“组织”所交的“心”,甚至凭猜测演绎出来的“腹诽”,都可能成为一个人“反革命”的罪证.在那种情况下,我们确实特别地渴望宽容,因为这是对每一个人都应拥有的表达权的尊重.这种对于宽容的极力提倡实际上又正好与当时“解放思想”的口号同步,因此深得人心.但这并不表示对每一个人的所作所为,尤其那些对社会或他人造成严重伤害的行为,也都可以不问青红皂白一概予以宽容了,哪怕是事情早已过去,许多人都已淡忘.就像前文所提到的宋彬彬,其母校所出版的《辉煌90年》图志,她给毛泽东敬献红卫兵袖章的照片,与死难者副校长卞仲耘的照片,恰巧分别放在第66―67对开页上.莫非这是编印者有意为之,从而使这对开页上左右比衬的照片另有深意?但不论从校方还是从宋彬彬本人的态度来看,这一做法只能是对历史的一种遮蔽和遗忘.在这里我们看不到一丝一毫的反省,遑论悔意和道歉了.无论是红卫兵的残忍暴力,还是郭敬明的剽窃抄袭,都是一种恶劣的行为,当不属于思想宽容的范畴之内.那么,在他们未曾服罪认错之前,我们是无法也不应该予以宽容的；也不是一句“要给他们反省和纠正错误”就可以一笔带过的.就连基督教徒忏悔自己的隐私,还得面对上帝,让神父聆听忏悔的内容呢,何况这些阳光下的罪恶和过错,不向公众认罪和道歉,怎么可能获得公众的原谅和宽容呢?

红卫兵学术论文的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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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在他2007年出版的自传《给洋葱剥皮》中,承认了自己曾经当过党卫军.这一爆料顿时引起轩然大波,招来许多批评家的质疑和指责,但最终人们还是宽容了他.为什么?就是因为他的忏悔.他本已功成名就,登上了世界文学的顶峰,对于自己六十多年前的过去,自己不说又有谁知道呢?但他说了,“这是我一生的污点”,“这段经历给了我沉重的压力”,所以他必须向世界人民谢罪.主动地卸下这份“沉重”,于是他也就得到了全世界的宽容.我们不妨以此来比照一下中国的周作人：如今出版和研究他的著作,给他的文学成就以应有的评价,足以体现了我们对于作为作家和学者的周作人的宽容；但对他的附逆却绝不能宽恕,更不能用各种托词来为他的汉奸行径辩护；何况周作人生前还从未忏悔过自己的罪行,连起码的悔意都不曾公开表示过.因此,对于那些不知反省和悔改的恶人恶行,只能如鲁迅先生所言,“一个也不宽恕”.

对行为的宽容不仅要有前提,而且宽容的对象更多的应该是指向弱者而不是强者,应该是指向无权者而不是有权者.美国人可以宽容普通民众的婚外情,却决不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