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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戴震校《水经注》抄袭赵一清、全望祖一案,是清代学术史上的大公案.重新考证《水经注》案,在胡适看来是一个关系到中国新文化发展方向的问题,意义重大.

关 键 词 ：《水经注》案；胡适；戴震；中国文艺复兴；科学；玄学

中图分类号：I209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49X(2009)-03-0083-02

胡适晚年,穷二十年之功,以二百万字的著述,从事《水经注》的考证,对此,许多人认为纯粹是浪费精力,认为将学术界“已成定谳”的《水经注》公案翻出来,做的是一件无意义的工作.

事实上,重新考证《水经注》,在胡适看来是一个关系到中国新文化发展方向的问题,意义重大.而其源头,则要从二十世纪初由胡适、梁启起等人所阐释的所谓“中国文艺复兴”谈起.

一、

所谓戴震校《水经注》抄袭赵一清、全望祖一案,是清代学术史上的大公案.事情的原委大致是这样的：乾隆三十八年（1773）,戴震参与四库全书的修订工作,并主持《水经注》的校理,并成为当时《水经注》的官方版本.然而在戴震逝世后三年,乾隆四十五年,四库馆中发现了由浙江采进之民间刊刻的赵一清《水经注》校本,于是出现殿本《水经注》戴震“参用”了赵一清校本的谣言,但在当时并没有激起什么反响.事隔五六十年后,道光间魏源、张穆等人撰文指斥戴震主校殿本《水经注》“袭赵”.民国初年,王国维、孟森等人进一步推波助澜,于是一桩 “抄袭”案件经几代人辗转流传,“几成定谳”.

此案经过胡适的考证,得出结论：戴震在四库馆主校《水经注》期间,赵一清本《水经注》虽已进献四库馆,但戴并非得见,因而也未袭赵.而赵本与戴本的相同之处,胡适认为是属于科学史上平行研究同时发明的案例.

在胡适看来,由于戴震以博学与考据功夫名动京师,所以当时以举人身份破格入四库馆.然而,事过五六十年后,魏源、张穆诸人为何指摘戴氏抄袭呢?胡适说,魏源等人“欲为朱子报仇”.甚至近人王国维、孟森等人的仇戴心理,也是基于一种“为朱子复仇”的“正谊的火气”.胡适引魏源攻戴之说为证：“平日谈心性,诋程、朱,无非一念争名所炽.其学术心术均与毛大可相符.江氏不愿有此弟子也.”毛大可即毛奇龄,著《四书改错》,专攻朱子.而江氏（慎修）为戴震同乡老师.据魏源等人说,戴震名重京师之后,对江慎修不称先生,但称“同里老儒”.因此构成戴震的另一条罪状：背师盗名.对于魏、张、王、孟诸人的心理,胡适有过一段精辟的分析：

顷又重读静安先生《戴校水经注跋》,颇感觉这公案背后终不免有戴学与朴学之斗争余波.戴学所以异于朴学,正因为东原不甘仅仅作一个“声音训诂名物象数”的大师,而要进一步做哲学思想的破坏与建设.纯粹朴学的大学者都无此胸襟,亦无此胆力,故当时人学人--除洪榜外,--都不能了解,也不能欣赏东原的哲学著作与思想.“摩登”如静安先生,也还不免抱此成见.静安说东原“于六经大义所得颇浅”.试问清代朴学大师之中,谁人“于六经大义所得”不浅耶?静安先生自己著作等身,其于“六经大义”所得几何耶?说他“欲夺朱子之席”,真是陋儒之见.说他“亦未尝与孔孟合”,亦是全不了解戴学思想的历史地位.二千余年中,究竟有哪一个思想家“与孔孟合”耶?等所以我总觉得王、孟诸人攻击东原窃书一案的背后不免有几分“卫道”“护法”背景.其意若曰,“戴东原欲夺朱子之席,总不是什么好东西,什么‘可忌可耻之事’,他都做得出来!这并不足怪!”

在胡适看来,在戴震抄袭一案中魏源、王国维等人都是基于同一种心理：为朱熹复仇.而戴震与朱熹相去几百年,又何仇之有呢?这里便牵扯到清学内部的所谓“汉宋之争”.所谓“汉宋之争”据胡适的解释,是指清初的学者,嫌宋儒用主观的见解,来解古代经典,主张师法汉代经师,并自命这种以考据、训诂为业的学问为“朴学”,以区别于宋明高谈性理的“理学”.而所谓理学,虽然一般以陆（象山）王（阳明）为正宗,但因朱熹在官学中的崇高地位,故而向朱子问难,而戴震针对的目标显然是朱熹,于是崇尚朱陆的宋学派视戴震为眼中钉,甚至捏造出一个“《水经注》袭赵案”也就不足为怪了.

胡适之对攻戴派的心理分析不泛神来之笔,而他为戴震翻案的心理动机同样耐人寻味.胡适写作此文的时间是1944年10月,其时王静安、孟心史诸人均已做古,而胡适痛责王、孟两位前辈,大约也不免动了一点“正谊的火气”.笔者以为这里面牵动现代学术史上的一桩大事因缘：整理国故与所谓“中国的文艺复兴”.胡适等人视清代考据学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而戴震则是这一“文艺复兴”运动的主帅和旗帜,所以为戴震辩诬翻案,于胡适关系重大.不仅关涉对胡适半生事业的评价问题,更有甚者,关系到中国思想史的方向.

二、

关于“中国文艺复兴”的类似说法,晚清民初曾流行一时.但将这一概念系统化、“科学化”着力最多的当推梁启超、胡适两人,所以后人多将这笔帐算在梁启超头上,并非全无道理.1904年梁启超在《新民》上发表《论中国学术思想之大势》,首次将清代的考据方法比附培根的归纳推理法,着眼点主要是朴学的方法论,在义理方面,梁氏仍然站在理学的立场上加以掊击.

1923,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再次全面检讨清学.将“文艺复兴”的提法系统化,几乎完全推翻了前文对汉宋两学的评价.我怀疑梁启超这种立场的转变多少受到胡适的影响.胡适自1917年回国应聘于北大之后,名声鹊起,基本上已取代章太炎、梁启超诸人而成为新的时代旗手.而他之所以成名,除了提倡白话之外,和他一开始便占领了“国学”的制高点是分不开的.胡适通过对国故学背后的文化意识形态的重新整理,使其重新焕发出生机.他的理想是要在考据和义理两个方面为汉学全面平反,并使得胡适版的清代学术主流完全和西方的文艺复兴运动同调.

胡适大概是在《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导论中首次提到“中国文艺复兴”,他在导言中说：“这个时代（指清代）,有点像欧洲的”再生时代“（旧译文艺复兴时代）”.而后又继续完善了这一说法,尤其在《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一文中,系统地总结了清代汉学的科学方法.

胡适将清儒的科学方法总结为两句话：（1）大胆的假设,（2）小心的求证.认为这一原则很符合近代实证科学的原理.他对“汉学”的义理分析,首先见之于《几位反理学的思想家》一文.在此文中,胡适将戴震等人看是新哲学的代表,将胡稚辉看作是反理学运动的最近的一位代表.他认为所谓“理学”,其实是禅宗、道家、道教、儒教的混合产品,而近世哲学的反理性运动,代表了“人类常识”的进步,这一观点,他在对戴震哲学的介绍中表达得最充分.

胡适说戴震对哲学的最大贡献,是他的“理”论.他例举戴震的这一段话说明他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