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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世界上能够持续发展的发达国家,没有一个能不顾分饼规则而把饼做大的.中国也不可能成为第一个.

劳动力供应的紧张,让“刘易斯拐点”成为中国近几年的通行词汇.其实,描述当下中国经济的转型,也许用“分饼拐点”更准确形象.

信奉市场的经济学家们,总喜欢说要“先把饼做大”,于是有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口号.其实,即使我们暂时抛开公平问题,光忙着把饼做大而不顾及分饼规则,也会影响做饼的效率.试想,如果出钱做饼的人垄断了分饼的权力,而且每次仅给做饼者一小块,几难充饥,人家犯得上给你卖力做饼吗?只有他知道自己能分到不少、能饱餐一顿,才有动力把饼做得更大更好吃.

中国的经济在过去三十年,处于“把饼做大”的阶段,所创造的奇迹也有目共睹.但是,随之而来的,则是愈演愈烈的贫富分化,是基尼系数超过警戒线.更重要的是,现在连把饼做大的余地也越来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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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金融时报》的一个小角落里,刊登一篇经济分析家Peter Tasker 的文章,颇有警示作用.他指出,现在大家都在惊叹：这次全球经济危机最大的赢家是中国,最大的输家是美国.你看看GDP的数字,确实不错.但是,市场本身却发出了不同的信号：自2007年8月次贷危机爆发以来,上海股市的回报不仅比不上华尔街的标准普尔,甚至连英国的FTSE100和日本的Topix都比不上.

是否中国的股市经过长期低沉后已经触底了呢?也未必.根据“席勒价格/赢利比”,即把股票的价格用公司过去十年的赢利来除,中国的股价几乎和1929年华尔街股市坍塌前的价格差不多.这样的增长,使我们不禁质问现在是否有一个硕大的“中国泡沫”.

看来,嚷嚷着把饼不断做大,多少有些一厢情愿.中国经济这一泡沫状的大饼,怕是和分饼规则的缺失有关.自本世纪以来,在国民经济总产值中企业利润的比例不停地升高,劳动力价格的比例则不断降低.同时,消费对GDP的贡献比越来越小,投资的贡献比则越来越高.也就是说,饼在越做越大,做饼的人所分的份额越来越少,老板拿去的比例越来越大.老板拿了这么多饼,但有能力购买的人越来越少.要么老板独吞下去把自己撑死,要么就是看着饼白白烂掉.这颇像美国大萧条的前夜.

当然,一切并非不可逆转.此文作者的最大贡献,在于指出了日本的类似经历：在1960年代,日本达到了两位数的高增长,也经历了史无前例的城市化过程：大量农民进城变为产业工人,劳动力供应的充足压低了工价,推高了企业赢利,刺激了投资.在1950年代中期,在经济发展所创造的附加值中,日本劳工拿走了60%.在经济奇迹中这个比例则跌到了50%.接着就是1970年代的V形反弹：在经历了十年的工潮、日元升值后,劳工拿到了经济所创造的附加值的68%,超过了1950年代中期的水平!

这种转型是“刘易斯拐点”的作用吗?至少不完全是.到1970年时,日本城市居民占总人口的比例仅为53%,城市化还走在半途中,仍然不停地有“农民工”可利用.中国目前人口中的城市居民按官方比例是45%,实际上恐怕有一亿多在城市的流动人口没有计入.所以,中国目前的城市化水平和日本1970年时恐怕相差不多.

看看从1970年以来日本发生了什么?石油危机、日元的大幅升值、对劳工的大幅让步,经过了这一切,日本成为世界上最为富裕、均富的社会之一,人均国民所得一度超过美国.不错,这种发展也有泡沫.1990年代泡沫崩解,出现了“平成不况”的所谓“失去的十年”.如今日本的人均GDP,已经大大低于美国.但是,这一切的发生更多地归因于急速的老龄化过程.即使经过如此长的停滞,1960年代的日本人一到欧美先进国家就知道自己有多穷,现在的日本人则仍然是富裕的国际旅客.我的一位美国同事几天前从日本给我发来电子邮件,他不明白的是：“经历了这么长的经济衰退,日本社会怎么还是那样宁静、安全、富裕?这感觉在美国怎么就没有?”

从历史的经验看,中国发展到这个地步,不集中精力分饼已经不行了.分饼并非一定要借助行政手段.相反,太多的行政干预反而会造成分配不公.政府在拆迁、劳资纠纷中只要能保持中立、维持既有的法律,老百姓就有能力自己组织起来讨价还价,把饼分得更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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