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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历史类有关论文范本,与对于话剧的隐秘欲望相关论文格式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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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忆编剧的第二部话剧《发廊童话》上演了.如果说前半生,王安忆把生命和热情献给了母亲的事业――小说,那么后半生,或许她会留一点时间空间给父亲的事业――话剧.
王安忆很谨慎,声称如果不是谈她的这部新话剧,她就不会接受采访,至于新话剧为什么就能破例,她给出的理由是：所有的人都为这部话剧付出了太多太多的心血,所以她有理由有义务为这部戏做一些必要的宣传.
8月9日开始在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上演的《发廊童话》是王安忆编剧的第二部戏.第一部《金锁记》上演时就引起了不小的关注,不过王安忆对于自己“初出茅庐”的表现并不是太满意,她说希望自己这次能有更佳的表现,至少是更专业.
这是一部怎么样的话剧呢?海报被王安忆称之为像韩剧,故事从１９世纪变成了当代,人物从哈下的挤奶女变成了更具“中国特色”的发廊女.三个发廊女和一个大款,在后者破产之后发生了一系列机缘巧合.有一点点喜剧,不太像王安忆的风格,可是王安忆却坚持说：“我一直是很幽默的.”
人们总是津津乐道于王安忆和她的母亲茹志鹃之间的传承关系,却忽略了她还有一位以话剧编剧和导演为职业的父亲王啸平.父亲在世时,王安忆是出了名的孝女,每天早上写作,下午看书,晚上陪父亲吃饭,十年如一日,这份孝心现在衍变为对于话剧的隐秘欲望：她想成为一名优秀的编剧,在舞台上挥洒才华.
什么事都可能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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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周刊》：为什么会选择哈代的《挤奶女的罗曼史》进行改编?想讲一个底层小人物的故事?
王安忆：看书其实是我很日常的生活工作,我读了那么多书,但是也不是说一定要把读过的小说都改成话剧.《金锁记》之后,当时可能是话剧百年纪念的时候,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又来向我约稿,让我再写一部话剧.我曾经想过要写《包法利夫人》,因为我觉得《包法利夫人》故事比较丰富,和我的路数比较接近,后来我为什么犹豫没有做它呢?是因为我觉得《包法利夫人》和《金锁记》会有些相像,对我自己不是太有挑战性.《金锁记》的剧本在《上海文学》上发表了全文,然后开了一个讨论会,很多剧作家都来,他们提出的很多意见我觉得都是很对的.他们说应该要空间更集中,人物更少,作为话剧在更加强烈对比的时空会更好.这个说法一直在我心里面,所以我想,如果我要再写一部的话得进步一点,我就应该再写一部全新的剧本,如果写《包法利夫人》的话,因为它故事比较多,人物也比较多,过程也比较长,我是个比较写实派的,说不定又掉进原来那个窠臼中去了.于是我就找了一个新的方向.我当时看《挤奶女的罗曼史》时觉得它非常有趣,它很精致,和哈代其他的作品有点不同――他的作品一般都很沉重.这部小说哈代是举重若轻,看上去很轻松,但是它的轻松背后也有让人心酸之处.在这个故事中,有几个转折很让我感动,当然,当我最后把它写成一个剧本的时候,通过和导演讨论,和原先又有些不太一样,氛围不太一样.哈代的原著基本是批判现实主义的小说,现在多少有点青春剧的样式.
《新民周刊》：这部戏是有一点喜剧风格.
王安忆：应该说有相当多的喜剧元素.小说原著也很喜剧.虽然英国人一般来说相当地含蓄.我们这个戏一开始就很喜剧,希望上演之后也会有喜剧的效果,观众也能会心一笑.只是我现在还不敢打包票,要看观众的反应.
《新民周刊》：您的小说还是相当严肃的,写这样一个喜剧,对您来说算不算是一个相当大的挑战?
王安忆：不会啊.我的小说有很多都很幽默,我的小说还是很幽默的.（笑）
《新民周刊》：原来哈的是挤奶女,为什么要改成发廊女?
王安忆：时代不同了.哈代描写的是１８世纪资本主义大发展的时期,和现在当然不太一样.原著的环境是在农庄里,我们现在在都市.作为我来说,我对农庄也没有太多感性的认识,也没怎么多想,就选择了发廊.主要我觉得发廊有一些特征.第一,它还是一个劳动场所,但是人不是绑在机器上面的,他们比较闲散,可以有更多的人物关系形成,如果是一个纯粹的劳动场所,那么就不容易有意外产生.在发廊中,有各种各样意外的人际关系的可能,人在这里可以有自由的表达.另外,发廊有一点暗示性：它是一个化妆间.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受某种影响,我总觉得某些行业里会更多一些叙述的资源,比如说理发师.我们可以数一下,世界上关于理发师的故事有多少,这个场所应该说是有一些演义基础的,并且在我们这样一个变革的时代,发廊就更加复杂,其中有许多人是外地的洗头妹,她们对城市生活抱着非常多的幻想,结果却一次次堕入冰冷的深渊.
《新民周刊》：这个剧情本身是有一点点荒诞,一个大款即使破产,似乎拿出8元钱也不应该是个问题,很多人也提出质疑,池莉说您“文人写发廊,脱离生活实际”,您怎么看?
王安忆：那有什么好质疑的.在我们这样一个时代里,各种各样的传奇都可能发生.一夜致富一夜破产都不新鲜.我们做戏剧并不是说要复制现实,我们当然要有一些新鲜的想法.一个大老板真的可以穷到身无分文,我可以举好多好多例子.我记得前两天看电视的时候还看到一个百万富翁落魄到沿街乞讨的地步,我觉得现代社会有各种的可能性,已经不再是传统社会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因果关系,一个人一下子富起来就有可能一下子穷下去,什么事都可能发生.
《新民周刊》：戏剧里有相当多的对话,您处理起来困难吗?
王安忆：写戏剧就是为了尝试对话.话剧必须用对话来交待过程,并且它是现场的,还不是过去式的,对我来说确实是个很大的挑战.
《新民周刊》：我注意到这个剧里的许多对话很文学化,是不是也都是脱胎于原著?
王安忆：不是说脱胎于原著,而是说它的那种腔调被限定了,我就得这样说话,不是日常性的说话,而是戏剧性的,这是小说给我定的风格.但是我也不可能照搬哈代,因为原著是小说,其中的对话也不多.
我很不喜欢做采访
《新民周刊》：您父亲是剧作家,他的话剧创作对您写话剧是否有影响?
王安忆：很可惜,我父亲5年前已经去世了,我开始创作话剧是在我父亲去世以后,所以他没法看到我的戏.他是导演,也写过剧本.谈到他对我的影响,我想是：因为他的关系,我有很多机会去接触舞台,小时候他就常带我去剧场.对其他人来说,剧场可能是个很神秘的地方,可是对我来说,我在那里蹿来蹿去蹦蹦跳跳,一切对我都没有神秘可言.他也没有很有意识地教我做什么,可是他会破除迷信.那些演员也会经常到我家来,和平常人没什么两样,和我交朋友,让我对于话剧没有太强的畏惧感.否则的话,我可能不会去写话剧.当然,也不是说我对话剧没有敬意了,也不是这个意思,我觉得我至少可以试一下.现在话剧艺术中心又给我一个机会,我也想把握住它.
《新民周刊》：您说您写小说不太会去做采访,但是您说您会观察,写这部戏也是这样的吗?
王安忆：我很不喜欢做采访.我觉得采访只能是个辅助性的元素,你采访的对象会要求你写一篇符合他要求的作品,所以我几乎从来不做采访.这是个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觉得我就在生活之中,这个社会的变革,社会的变迁都已经融入到我的血液中去了.我不写历史,如果写历史我可能要做些采访,我写当下的处境,是否一定有必要做采访?我个人是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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