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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出版物类论文例文,与中国期刊管理动态演变问题的相关论文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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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除了赠送以外,也可以通过出版物进出口公司、邮局订购获取,或在销售数量有一定限制的涉外宾馆饭店中购买.在“今后是否有可能批准中文版在内地发行”的问题上,政府管理机构的态度是：就目前而言,我国现行政策法规不允许外国期刊在内地出版、发行中文版；就未来而言,则涉及到政策能否进一步开放的问题.尽管中国政府在规范外刊进入的途径方面态度明朗,强调不允许外国期刊在内地出版和发
行中文版,但是近两年来境外期刊通过灵活的合作方式,还是在不断变相推出中文版本的内容产品.如：日本专业建筑期刊“a+u”进入的方式就很有代表性：通过本地的建筑资讯公司引进版权,与国内出版社合作出版杂志的中文专辑,后者为双月刊,其名沿用“a+u”期刊的名称,内容同步译自原版.因而,一般读者都将之视为“a+u”的中文版.
在以这样的方式实现资本和业务渗入的境外期刊中,时尚类期刊和科技类期刊最为引人注目,多家国际著名期刊争先进入同一领域的现象并非罕见.比如在建筑专业咨询领域,“a+u”进入之前,另一本德国建筑杂志《细部》（DETALL）也发行了所谓的中文版.
对此,期刊的合作双方具有共同利益：外方得以尝试涉足内容制作；中方则可以利用国际知名的期刊品牌吸引更多的广告客户.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国外期刊结合国内政策逐步进入中国的趋势不可逆转,但在当下时期的这种“擦边球”的做法为中国期刊管理部门设置了特殊的难题.
第三,关于发行量认证的管理问题.
中国期刊发行量的认证,历来是一个敏感问题.2003年11月,国际著名的媒体发行认证公司BusinessofPerformingAudit（简称BPA）,在北京正式与泛华东方传媒顾问有限公司签约,授权其代理国内发行认证业务.有评论称：“这标志着BPA发行认证正式落地中国,今后中国的报刊媒体在中国本土就能接受国际化的正规认证服务.”
然而,这一机构的权威性和合法性受到了质疑.结症在于：由一家企业来主持报刊发行量的认证,这特别是在中国现有的条件下可否行之有效?而政府机构则从管理的角度对此进行了断然否定,明确的说法是这样：“目前一些境外发行量稽查机构未经中国政府同意便在中国开展业务,这是不符合中国法律与政策要求的.《统计法》规定,境外组织、个人在我国境内进行统计活动,须事先依照规定报请审批.”
尽管如此,此类“禁令”在国内期刊界并没有得到完全的回应,BPA的权威仍然具有某种程度的不可替代性.目前进入中国的一些国际大刊的“所谓”中文版都以通过BPA的认证来显示其独特性,如时代-华纳出版的《时代文摘》、《财富》等等.国内出版的航空期刊《国际航空》较早标有“由BPA国际公司审计”的字样.2004年4月,《中国国家地理》也在当月期刊的版权页上,印有了“BPAInternationalMembershipAppliedforFebruary2004（本刊于今年2月进入BPA发行认证）”的醒目、但含义却不甚明显的字样.与之相关,国外权威机构的权威性在中国也悄然发生了变化,其本身及其被使用过程的含糊与“擦边”是显而易见的.
围绕这一问题,政府管理部门并非纯然以否定的方式履行职能.2005年4月底,国内第一家从事出版物发行量调查统计和认证的机构――国新出版物发行数据调查中心――在北京成立.该中心为非赢利性的中介组织,业务由新闻出版总署主管.总署署长石宗源在揭牌仪式上说,“中心”的成立,既是我国出版物专业化发行认证事业的一个起点,也是整个出版产业规范化经营的一个进步.“对此,广大新闻出版单位、广告经营机构和广告投放企业期盼已久,新闻出版总署也已筹划多时.”
无论如何,这一机构在相当程度上仍然属于中国期刊“归口”管理原则的一部分,从无到有,从有到真正发挥作用,到由政府行政管理向真正意义上“中介组织机构”过渡,仍有许多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值得探讨.
三
中国期刊必须接受来自政府方面的调控,其重要表现之一就是：政府对期刊内容有一定的方向性指导和具体规定的约束.面对境外期刊和资本的进入,中国政府对文化安全高度重视,强调“在文化企业的划分上就有不同的领域、环节、地区的严格界限,不是随便开放的,如在党报、党刊、在意识形态属性很强的社会科学领域出版方面、在少数民族文字出版上,严格限制非国有资本进入；在有些出版环节上只允许国内的民营资本进入,不允许外资进入；在资本构成上限定为国有控股或主体控股,等等等.”（孙悦等,2005:5）就期刊而言,这种对于“文化安全高度重视”相当程度上就体现在对于有关刊物内容的制作以及人事的安排方面.
中国期刊管理机构对于业外资本的介入实行差别融资的政策,内容也是针对不同的期刊实行区别对待,但实际操作上并非铁板一块.相比于西方,中国的新闻体制迥然不同,但各类刊物受到控制的程度也有差异.与党刊密切相关的时政类刊物尤其既是一种稀缺资源,同时也是一种控制较紧的资源.它们中的相当部分为非市场类的刊物,在中国期刊的结构调整中被寄予厚望,但也不可避免地面临转轨与转型的迫切性.
例如,《望》是中国最大的新闻社――新华社――创办的一份周刊,属于典型的党刊,其核心优势在于新华社的权威性和丰富的新闻资源.在中国期刊的结构性建设中,“中央的意图是把《望》办成世界一流的新闻周刊,向《时代》靠齐.”（齐爱军,2005:192）但随着时间的演进,与非市场化连在一起的公费订阅等等成为制约它扩大真正影响力的因素.最终,《望》通过在上海创办一本市场化的新闻周刊――《望东方周刊》――来尝试解决这一矛盾,后者不仅又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异地办刊”的例子,而且是党刊的国有资本与业外资本相结合的一次实验,在人事和管理上也引入了新的机制：“新华社很大程度上还是吃大锅饭,但是《望东方周刊》是非常活的用人机制,人员可以自由来往.等它的管理办法也非常新,用董事会来管理这个机构.”（齐爱军,2005:194）
意识形态属性不是那么明显的刊物,在内容与人事等方面的管理则走得更远.特别是在中外期刊版权合作模式建立之后,政府的有关指导和规定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并出现相应的变化.
随着中国入世步伐的加快和成为现实,分销领域开放了,而出版领域对外商仍然是禁止的,也就是说,外国出版机构还不能到中国来直接办刊物,外国期刊也不允许到中国来办中文版.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一种尝试性的做法,政府机构允许中外期刊采取版权合作的模式,允许有自己品牌的中文期刊购买外刊图文资料翻译后出版；在管理上,新闻出版总署则在引用外刊资料比重方面有硬性的规定,如时尚类杂志控制在50%以内,而科技类杂志因其对当代中国的特殊意义则被规定在60%至70%,甚至更高.
迄今为止,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已批准了几十家期刊的中外版权合作,这也是现今外国期刊进入中国大陆市场的唯一正规途径.正是围绕版权合作的模式,比较集中地表现出内容指导和约束方面的松动,也使得期刊内容的管理有了新的含义和复杂性.
中国传媒政策环境宽松了,外国机构迫不及待地尝试涉足内容业务,并根据各自的情况引入不同的经营模式.如,法国桦榭菲力柏契集团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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