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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经济发展方面论文范文参考文献,与侨商与近代西南民族地区城镇经济的相关毕业论文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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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渐形成了以八步中心市镇为中心的覆盖周围广大乡村的圩镇商业网络体系.这些圩镇一般都具有相当之规模,“每逢傍晚街上,行人络绎,其拥挤情形,无异于邕宁之苍西,梧市之大南也.”[24]当时除矿产品外,附近各县乡圩镇收购的谷米、土特产品也均经集中八步转运梧州等地,而进口的洋百货也无一例外地由梧州运至八步再转销周边各县.近代因工矿业发展而兴起,主要服务于工人生产生活的小城镇在桂东南和桂中等地为数不少.各级圩镇的不断发展,这不仅给乡村人口提供了较多的就业机会,也诱发了乡村农民的高期望收入的冲动,导致了乡村人口向圩镇的聚集,进而为近代广西城镇向近代化迈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近代华侨企业在城镇的兴起与发展,有力地推动了工业经济在城镇和区域社会经济中所占比重的逐渐上升,随着城镇工商业的日益发展,城镇已不再是单纯的消费中心或商品流通中心,其作为生产中心的地位亦得到逐渐加强.尽管这一增长过程仍较为缓慢,但它毕竟是一种让人感到欣慰的可喜变化,对近代广西商强工弱局面的初步改善贡献了一份力量.这些均无疑有助于促进城镇与乡村、城镇与城镇间的纵横经济联系,有助于强化城镇作为区域经济中心所特有的集聚、辐射功能的整体发挥,进而不断把先进生产力诸要素,先进的思维方式和意识形态向周边地区扩散,对近代广西民族地区的经济开发起到了积极作用.
2.推动民族地区城乡社会生产力的提高
伴随着海外华侨入桂投资开办近代企业,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技术、经营管理方式也随着资金、人员的流动沿着商业网络传入了广西各民族地区.因近代广西侨资企业资金雄厚者大多集中于矿业生产领域,故而该行业的这一变化和影响亦最为显著.广西的矿产蕴藏之地,多位于偏僻的民族地区,侨商对当地的投资,无疑会促进这些地区城乡生产力与商品经济的发展.最早创立的贵县华兴、振华两公司,均聘请了海外技术人员指导开矿,华兴公司“聘用欧西矿师勘验矿区.”振华公司聘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矿科博士华人容觐彤”,是广西工矿业在引进技术人才方面的最早尝试.此外,还大量购买并使用国外先进机器设备,成为广西矿业史上由土法开采冶炼向机器开采冶炼的转折点.随着侨资企业的增加,生产规模的壮大,企业主从国外引进的机器设备和技术也越来越多.先进机器的生产效率在同类企业中引起了极大反响,他们也纷纷竟相使用机器采矿,由此带动了整个行业生产技术的全面进步.如在桂西大厂矿区,民国22年(1933年)华侨李季廉创办利物公司,开采长坡山、龙头山等地矿藏,这是侨商第一次到大厂办矿,并首次使用机器开采.在富贺钟矿区,自“民国17年(1928年)官矿局设模范锡矿场于水岩坝,就引用马来西亚式砂泵、水机等机械设备开采砂锡矿”.[25]到1933年富贺钟一带矿区已有33家矿厂使用机器采矿,拥有发动机马力共达五千余匹.[26]新式采矿法与传统土法相比,具有较高的效率,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提升了产量.1912年至1932年,富贺钟锡矿平均年产纯锡仅501195斤,采用新式生产方法后,纯锡产量迅速增加,1935年达1140多吨,比过去增加了1～10倍.[27]而1935～1941年年均纯锡产量在2100吨左右.原煤产量也由1933年的0.26万吨提高到1941年的5.17万吨.焦碳产量由1938年的97吨,增加到1941年的1389吨.新机器与新技术的采用对促进广西城乡工矿业发展,推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在侨资涉足的城镇工业、交通运输业和农垦业等行业,先进资本主义生产经营管理方式也得以广泛的应用.清末,华侨庞宽甫、黄实卿、陈雨亭等人在合浦(时属广东)创办廉北普益汽车运输公司,为本地区开创现代化运输的先河.[28]1915年商人余瑞初与华侨合资开办梧州地区第一家拥有先进设备的发电厂――“梧州电灯股份有限公司”.苍梧侨胞陈国材在家乡夏埕乡办的家庭工业社,为当地第一家近代工业.此外,当时除侨办矿厂大量招聘矿工从事雇佣劳动外,大多华侨开办的垦殖公司也沿用了东南亚各国普遍采用的带资本主义性质的雇佣劳动方式进行商业性开垦种植.如民国时期柳江民生垦殖公司有包种工人425人,柳城厚生垦殖公司有长工70人名及一批季节性的包种工人.包种的方法有两种：一是一方丈种油桐一株,除草两年,可得工资七分,另给三分作为借款,两年期满归还.承包种植期间包工可在行间种植杂粮,收获全归包工,作为补助工资.二是实行包垦包种包活.每一方丈种桐一株,共得工资一角.[29]这种资本主义性质农垦公司在引进、传播资本主义农场经营方式和西方先进的农林种养技术,推动广西民族地区城乡经济开发上发挥了一定作用.
当然,由于近代华侨资本输入广西地区所受到的社会经济环境和输入规模及方式等的制约,其所能发挥的直接作用并不十分尽如人意.但这种外资输入的性质和活动,其对于城市经济发展与区域民族经济的开发所起的积极影响和深远意义,已大大超过其直接实际作用.
3.侨商社团对近代广西城镇社会经济发展的促进
近代东南亚国家中各种以血缘、地缘为纽带结合而成的商人社团,如会馆、同乡会等也通过各种途径在推动和加速广西城镇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近代以来,随着广西籍华侨在外数量日益增多,规模日渐壮大,出于“联络乡谊,团结乡梓,为同乡谋福利”的考虑,他们纷纷于居住地成立了各种宗亲会、同乡会、会馆等社团组织.最早建立的广西籍华侨海外社团为新加坡三和会馆.1883年由旅新广西博白庞敦武、高州褐志松等人发起筹建而成,之后又相继有马来西亚文冬广西会馆等多个社团组织诞生.据统计,近代东南亚国家广西籍华侨成立的社团组织共达25个.[30]
这些社团组织成立后大多以维护广西同乡福利,促进双方经贸发展为己任,为沟通彼此双方贸易往来,扩大国货出口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工作,从而客观上为广西城镇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如鉴于营销国货为当地华商经贸活动一项重要内容,为推进国货及家乡土产出口,他们经常派遣人员回乡进行商务考察,提出商品改良意见,发掘和组织广西商品山口.如广西大化贡川纱纸为近代广西著名的土产之一,同时也是当地壮瑶人民的一大产业,产品主要以销往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等地为主.因纸质坚韧,质量甚佳,十分畅销,市场上冒名顶替者不少.1930午印度尼西亚商务团在贡川考察纱纸时,就针对这种情况,要求当地厂家树立品牌意识.建议当地所产纱纸加盖印章,以辩真伪.贡川团务当局依据侨商要求,立即刻就一颗“中国贡川”大印.之后印有“中国贡川”大印的纱纸销量供不应求,远销澳门、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加拿大、美国的旧金山等地区和国家.民国时期,外地商人在贡川开设收购纱纸的商号就达13家,每街日上市纱纸达100多担.[31]贡川因此成为近代广西纱纸生产中心.
为推动东南亚华侨对近代广西工商业进行投资,这些海外社团除在国外大力宣传广西的投资环境及工商政策外,还时常派有代表回乡参与家乡关涉经济建设方面的研讨,为其发展献计献策.如《星洲日报》董事会主席华侨胡文虎于1935年编印《新广西》一书,将广西情况介绍于此间之同侨,及关心广西建设者,俾有较明嘹之参考资料,而共同努力,未始不无小补也.[32]1929年,广西省政府在柳州召开的第一次全省建设会议就有不少东南亚华人社团代表参加,并先后提交提案17件,占会议提案总数的16.18％.[33]会后由于他们的积极宣传“大霹雳、新加坡、吉隆坡等埠之侨胞,己发起组织华侨实业团,从事开发桂省富贺钟锡矿,本其在海外办矿之经验,而为祖国效力”.1928年,吉隆坡广西会馆总经理梁呖金(容县籍人)亲自组织垦殖公司回桂殖边.
综上,近代侨商对广西的投资和工商事业的关注,加速了广西城镇经济的近代化步伐,对广西这一少数民族聚居大省的经济开发作出了重大贡献.现今,广西正抓住西部大开发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的有利时机,把吸引外资,加大与周边国家的经济往来,作为推进城镇化建设和民族地区经济开发的重要途径.因而对本文以上主题的探讨无疑有助于深化当前广西经济建设的决策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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