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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经济发展方面论文范文参考文献,与侨商与近代西南民族地区城镇经济的相关毕业论文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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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855;有投资大、回收慢特点的重工业―矿业,并不是盲目和任意的,这与他们常年在外经历有莫大关系.广西“华侨之经营南洋群岛者,大半以开矿为主,阅历已深,观摩益善,举凡探矿之机关,采矿之法度,运矿之筹划,售矿之区域,多能知其要领.”[11]积累了丰富经验,再加上广西历来矿产丰富,该行业自然备受青睐.第二阶段即从1925年至1949年.该时段华侨资本输入的队伍和规模不断扩大,并在30年代一度出现高潮,经营范围亦由单一的矿业扩展到其它行业.如轻工业、交通运输业、农垦业及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等.
在矿业方面,从1928年至1935年,据当时广西省政府经济委员会调查,在省建设厅注册登记采矿面积在300公亩以上的矿业公司达66家,华侨投资开办的占10家,有矿区17个.分别为梁柱南的普益矿业公司；邓泽如的贺成公司；潘海雪的钟山锡矿公司等.以上侨商开采的矿场大都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如1933年南洋华侨邓泽如、潘海云等投资的贺成公司,每月约产纯锡砂七八十吨,自炼、自运、自销.第一年获利10余万元,第二年获利50余万元.厚利所在,吸引本地地主、富商和海外华侨纷纷投资经营,成为当时广西最大的锡矿公司.[12]
在轻工业上,新加坡侨办的南洋公司与广西企业公司合资500万元开办广西糖业公司.从事糖业的生产与运销.苍梧华侨陈国材与贵县华侨陈俊群、陈有泉、张秀波于1940年发起组织“桂光煤油公司”,由陈国材任经理,于苍梧戎圩开办煤油厂生产桂光牌煤油.此外,陈国材还在家乡办起了“家庭工业社”,该社成立了制造火柴的工场,生产星光牌火柴.同时还设置了专售火柴与火油的门市部,因其产品质优价廉,颇受当地群众欢迎.1930年侨居印尼贺县籍华侨沈笃天、沈善腾兄弟将国外资本全部拍卖,带领全家回到家乡,于梧州创办同春公司,从事纺织业生产经营.为支持华侨实业发展,著名侨领陈嘉庚在柳州投资850万元设立了集资银行专办工业建设.
九一八事变后,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情况下,爱国心驱动着华侨加大对国内的投资力度.华侨的投资领域又扩展至农牧业、文通运输业和文化业等领域.1932年侨居马来西亚的容县籍华侨陈广在投资明德锡矿公司失败后,又返马拍卖了几十亩胶园,回到柳州与时任广西建设厅长的伍廷NFCDC合股兴办农牧场.1939年华侨黄寄生、黄远等创设广西露塘垦殖公司,垦殖柳江县属凤山河灌溉区的荒地4.6万亩,其业务范围有垦殖、园艺、畜牧、森林和加工运输等.另有柳城华侨公司承垦土地17580亩.[13]为改善投资环境,华侨还纷纷投资于近代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印尼华侨沈笃天、沈善腾兄弟在贺县八步成立了“利达公司”,有运输汽车20多辆,除在城内运营外还往返于桂东地区各城镇间从事货物运输.华侨赵丽泉把在新加坡、柬埔寨和越南西贡等地经营积累资金转回北海(时属广东)开办钦廉地区第一家发电厂――廉北珠光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近代在广西境内投资实业的华侨,既有本省的也有外省的,其中尤以本省和粤籍华侨投资最多,规模最大.侨商的投资活动为近代广西城镇工商业的起步和发展输入了宝贵的资金,客观上有力地促进了广西城镇与区域民族经济的发展.
三、侨商对近代广西城镇经济近代化的推动作用
1.加速城镇近代化步伐
近代世界城市发展的历史表明,工业化是推动城市近代化的最直接、最重要动力,工业化以大规模的机器生产代替了手工劳动的小商品生产,致使城市从数量、规模、布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并获得空前发展.因而工业化与城市化是同步发展的,两者相互影响,互相促进.如上所述,近代华侨在广西投资的大多是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企业,如矿业、机械制造、运输业等.这些企业规模一般较大,资金相对一般民营企业来说也较为雄厚,主要从事以机器为动力以社会劳动为基础的大生产.于是为适应这些侨资工业大机器生产需要,一大批带有辅助性的相关产业行业也相继在城镇中诞生.
矿业开采不仅需要大批的机械化设备,而且机器零件的损坏与折旧率也较高,这些生产工具如完全依靠外地进口、维修不仅费时费力,而且无形中增添了成本.出于上述考虑,侨商在直接投资矿业的同时还附带兴建了一批机器维修和制造工厂.1933年由潘海雪等和广州艺坚机器厂的何配石集资5万元,于贺县建立大成机器厂,主要从事生产砂泵、水泵、鼓风机和承接矿场安装、维修机器等业务.至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贺县共有大成、西兴和、永安、梁四记等6家机械工业,有企业职工2270余人.[14]为解决矿山爆破材料不足问题,又陆续建设了几家化工厂,以制造白硝和生产火柴.30年代末,贺县的火柴厂已达13家.随着机械化采矿业的深入发展,对电力需求量也日益增多,为满足机器生产需要,作为城市基础设施重要内容的电力行业也迅速地在城市发展起来.当时除各矿业公司自行安装有发电机组外,为缓解电力短缺的压力,还由政府出面采取官商合办形式于1934年在贺县八步镇成立了安装3200千瓦,经常发电量2400千瓦,堪称当时广西最大火力发电厂――八步电力分厂,向附近企业及商家供电.[15]城市工业的不断发展使城市的对外交流处于深刻的地域分工和广泛的商品交换经济大环境中.为了更好地在经济上发展生产,促进对外交流,新式交通运输工具的引进亦迫在眉睫.1935年粤商叶辉等人租用“永利亨”、“东航”、“南汉”等客轮,行走于广东都城至八步间.平桂矿物局为提高水路运输能力还专门购置了5～30吨的帆船数十艘,150吨机动船两艘；电船1艘,投入矿产品的运销.[16]当时八步码头最高年份停泊船只达422艘,年货物吞吐量超过百万吨.往返行走于贺街至信都、八步至西湾、钟山、古城,以及广东的都城、西南、佛山等地.在陆路交通方面,30年代己形成以八步为中心,西北到西湾钟山,直达桂林；南至公会；北到富川；东连贺信怀公路的运输网络.
城镇是一定规模人口聚居场所,城镇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就是城镇人口不断集中和增加的过程,城镇人口数量是城镇规模大小的重要标志之一.工矿业的发展与交通运输的近代化,极大地方便了人口、货物的流动,越来越多的来自城乡各地的农民、工人集中于企业里进行协作性劳动,从而反过来加剧了生产和人口的高度聚集,并由此带动了原有城镇规模的不断扩大和新城镇的兴起.如贺县1933年时,仅矿工人数就已高达3万余人,被誉为广西“瓷都”.城内商业十分繁荣,中西餐厅、茶楼酒馆、广东剧院、赌场、饮食业等应运而生.[17]全城1933年拥有洋货店等商铺102家,资本总额达14万多银元.到1944年时,贺县城内已有商铺525家,从业人员达2170余人,商业资本超过74万银元,城区人口达4万多人.[18]当时桂东南地区其它侨乡,如郁林、容县、苍梧等地也因华侨的工商投资,城镇经济得到较快发展,城市规模也不断扩展.民国初年以上三县人口均不过4万人,到1937年容县城区及近郊人口达7.86万,郁林城区人口达5万多,苍梧城区人口更增至7.43万人.[19]
近代矿业的开采还促进了一批小城镇的兴起.如贺县的水岩坝、黄田、路花、望高等地在19世纪末还是默默无闻的小村庄,20世纪20~30年代,随着当地采矿业的发展,矿工人数日益增多,30年代“水岩坝一带横直十余里的矿场等技术人员及矿工人数,亦达六至七万.”[20]故水岩坝虽系小乡村落,而房屋梯比,街市喧哗,除各公司工人住宅,市区住房竟达六七百家,房屋新建者占多数.为数众多的外来人口汇集一地,极大地刺激了当地圩镇经济的兴起与发展.“当时仅有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庄水岩坝,迅速形成三百间商店的水岩坝市场.”[21]市场上商品应有尽有,矿工和农民把自己产品拿到圩镇上出售,并就地购买必需生产、生活用品,圩镇经济十分繁荣.小小的水岩坝街热闹非凡,人来人往,熙熙攘攘,什么钟山街、贺县街等商品林立,货物品种齐全,街上车水马龙,每到下午五时,工人下班赶圩,街上更是人山人海.[22]人类学家盖尔迪认为：“城镇化并非简单地指越来越多的人居住在城镇而应该是指社会中城市与非城市地区之间的来往和相互联系日益增多的过程”.[23]因近代侨办矿场人多集中在贺县治所――八步镇及其附近地区,故而在八步作为地区经济中心地位不断加强的同时,其与周边乡村间经济联系亦不断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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