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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类论文范文资料,与社会学的理自觉与学术话语权相关论文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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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学的理论地位、理论内涵、理论学派,都离不开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理论自觉是提高中国社会学理论地位的有效途径.中国社会学应该充分利用中国社会历史性变迁的巨大舞台和现实性宝贵资源,形成自己的学术话语,为世界社会学增添中国社会学者自己的创造.
改革开放为中国社会学的重建与快速发展带来重要机遇,尤其是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等战略思想的提出及其实践,使得以研究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为对象的社会学的地位与作用日益突出.在当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社会矛盾突出,社会建设的任务艰巨而紧迫,中国社会学也面临重要的挑战与发展机遇.2010年,中国社会学者在积极应对这种挑战与机遇中,在社会学学科发展和服务社会建设等方面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与观点.
理论自觉――中国社会学走向世界学术格局中心的必由之路
在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30年之际,中国社会学会名誉会长郑杭生教授在《促进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中国社会学?》等论文及相关发言中,对中国社会学发展历程做了深入反思与总结,并明确提出了“理论自觉”概念和命题,认为中国社会学要有正确认识自己、正确认识别人、正确处理与欧美社会学关系的“理论自觉”,要自觉认识到我们的目标是创建世界眼光、中国气派兼具的中国社会学,而不是西方社会学某种理论的中国版.要实现“理论自觉”,一是要注重研究和解答大问题,即要对世界性的“人类困境”和中国本土性挑战做出自己的理论概括,二是要对“传统资源”做出自己的理论开发,三是对“西方学说”做出自己的理论借鉴,四是对“中国经验”做出自己的理论提升.“理论自觉”概念与命题的提出,得到了许多学者的强烈共鸣与认同,一些学者以更加明确的理论自觉意识对不同领域的研究加以反思、总结和展望.
在2010年的相关会议（如第九届人类学高级论坛、“社会转型与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研讨会、中国社会学2010年学术年会等）发言和相关论文中,郑杭生教授对“理论自觉”做了进一步的深化.他指出,在近现代社会科学的世界格局中,欧美处在中心地位,中国则处在边陲地位,作为“西学东渐”结果的中国社会学,更是处于边陲地位,许多中国社会学者缺乏理论自觉,往往习惯于用西方的概念来裁剪中国的社会现实,而不善于以正确的立场和方法用西方社会科学的精华为我服务.中国社会学的理论地位、理论内涵、理论学派,都离不开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理论自觉是提高中国社会学理论地位的有效途径,是提升中国社会学理论内涵的内在要求,也是形成社会学中国理论学派的巨大动力.中国社会学应该充分利用中国社会历史性变迁的巨大舞台和现实性宝贵资源,提炼和创造自己的概念、命题和理论,形成自己的学术话语,为世界社会学增添中国社会学者自己的创造.
中国社会与文化的转型和发展,为中国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等学科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各学科如能抓住机遇,进一步加强理论自觉,加强学科间的交融与合作,不断推进自主理论创新,提升学科理论水平,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人类学和民俗学理论,就会提高自己在世界学术话语体系中的话语权.
由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等单位主办的“社会转型与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研讨会于2010年7月在海拉尔召开,与会学者对理论自觉的重要性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和更加广泛的共识,理论自觉意识更加明确和强烈,中国社会学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强调“理论自觉”的新阶段.
郑杭生教授强调“理论自觉”概念和命题是对费孝通先生“文化自觉”概念与理论的继承与发展.从郑杭生教授的社会学学术历程看,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学科本土论、社会互构论等理论的提出与发展,都是运用世界学术眼光,立足中国社会现实、开发中国传统学术资源、借鉴国外社会学理论前沿,对自己进行反思、对别人加以审视,从而提炼自己特色的结果,是当代中国社会学“理论自觉”的典范.“理论自觉”概念与理论视角的提出,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必将对中国社会学由世界学术格局的边陲走向中心、更好地服务和推进中国社会建设产生持续而重大的影响.
社会结构滞后经济结构约15年――社会建设重在调整社会结构
2010初,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陆学艺主编的《当代中国社会结构》新书发布会召开,这是继《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2002）、《当代中国社会流动》（2004）之后第三个对中国经济社会进行全面阐述和剖析的研究报告.
报告指出,当前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社会结构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社会矛盾和问题正在凸显、城乡差距不断扩大、内需难以扩大等重大问题难以有效解决,其根本原因是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发展不平衡.据课题组测算,中国现在的社会结构滞后于经济结构大约15年.当代中国的经济结构已经达到工业化的中期水平,但社会结构还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这是当前中国最大的结构性矛盾.如果不及时调整社会结构,那么中国经济社会中的许多问题将不能从根本上得以解决.当前中国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把社会建设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要像抓经济建设那样抓社会建设,协调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加快社会结构调整,优化资源与机会在社会成员中的配置,这也是保证经济持续、快速、平衡发展,社会和谐、稳定、进步的必然选择.在当前重点推进社会建设,就是抓住了解决矛盾的关键,其他许多矛盾也可得到较好的解决.
陆学艺教授还建议,社会建设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国家应该组建一个社会建设工作委员会,对整个社会建设进行宏观协调统筹、规划、组织、调控,使各项社会建设工作有序有效进行；应该把社会建设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四位一体排序中的第四,改排为第二,即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实践运行的逻辑应该是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提高社会建设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地位,有利于调动全国广大干部和群众参加社会建设的积极性；此外,应该在每年召开的经济工作会议前后召开一次社会建设工作会议,或者两个会合并召开,更名为经济社会工作会议.
当前中国社会结构,尤其是城乡结构、阶层结构、收入分配结构、区域结构等方面的不合理,成为经济持续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的主要制约因素,因此,社会结构调整,尤其是改革城乡二元体制,加快城市化进程,从而带来内需的大突破,将成为解决这些问题的重要突破口,无疑也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基本途径.
民族政策的“政治化”与民族“二元结构”
2008年拉萨“3-14事件”和2009年乌鲁木齐“7-5事件”后,民族问题引起更多社会学者的关注.北京大学马戎教授近年来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提出中国在民族政策问题上应吸取中国历史中的宝贵经验,并借鉴美国、印度、前苏联等处理族群关系的策略与经验教训,以民族问题“文化化”取代“政治化”的新思路,培养和强化民族―国民意识,逐步淡化族群意识.马戎教授还呼吁在民族问题研究中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对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民族理论和政策进行反思.这些观点引发了民族研究领域和关心民族问题的人们的广泛关注和思考,民族学人类学的一些学者也与其展开了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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