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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教育方面有关论文范文集,与陶行知教育思想相关论文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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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陶行知（１８９１―――１９４６）,是我国“五四”运动以后最有影响的进步教育家,１９１７年留美回国后,积极提倡平民教育,认为以此可“推定国家的命运”,持“教育救国”论的思想.１９２７年创办晓庄学校,著名的生活教育理论就是在这个时候确立的.１９３６年后,他的思想发生了根本变化,从教育救国的道路走上了民族民主革命的道路,积极推行国难教育、抗战教育、民主教育.
［关 键 词］陶行知教育思想
一、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发展过程
陶行知,原名文睿,安徽人.１９１０年秋进入南京金陵大学文科学习,改名“知行”.１９１４年赴美国留学,在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教育后,成了杜威的关门弟子.１９１７年秋回国,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讲授“教育学”、“教育行政”、“教育统计”等课程,介绍实用主义教育理论.１９２２年初,他被聘为“中华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１９２２年底,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并入东南大学,他任教育科主任.１９２３年,他辞去东南大学的职务,与朱其慧、晏阳初在北京发起组织“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专任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积极提倡平民教育运动.这时,他认为“平民教育是改造社会环境的一个最重要方法”,可以“推定国家的命运”,幻想利用平民教育来“打通”贫富、贵贱的关系,从而来“创造一个四通八达的社会”.这种主张,无疑是一种“教育救国”的改良主义思想.在这个时期,他还经常在《新教育》上发表文章,批判旧传统教育,提出了改革教育的主张.
１９２６年,陶行知为“中华教育改进社”起草了《改造全国乡村教育宣言书》,提出要“筹募一百万元基金,征集一百万位同志,提倡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并在１９２７年春,与赵叔愚在南京和平门外晓庄,创办了南京市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后改名为晓庄学校.他著名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等理论,就是在这个时候确立起来的,并且在“晓庄”加以试验.１９３０年４月１３日,国民党政府查封了晓庄学校,陶行知因受到通缉而逃亡日本.
１９３１年春,陶行知回到上海,从事科学普及教育,提倡“科学下嫁运动”,创办了“自然科学园”.１９３２年在上海郊区创办了“山海工学团”,提出“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主张把工场、学堂、社会打成一片.陶行知认为“中华民族的新生命是在工学团的种子里潜伏着”,“工学团是中华民族之救命圈”.１９３４年７月,陶行知发表了《行知行》的文章,正式改名为“行知”,以表示他坚信唯物主义认识论.
从１９１７年到１９３５年,这是陶行知教育思想发展的前期阶段.他提倡鼓吹平民教育、乡村教育和普及教育三大运动,其思想基本上是属于“教育救国”论范畴的.毋庸讳言,这是由于受到杜威思想的影响.
陶行知提倡乡村教育,创办晓庄学校是有积极意义的,这不仅在于创立了“生活即教育”理论,还在于他当时就看到了中国革命要靠农民,喊出了“唤醒锄头来革命”、“革命成功靠锄头”的口号.为了唤醒农民起来革命,所以要提倡乡村教育,办乡村学校.可以说,陶行知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提倡乡村教育、办乡村学校的先行者.
１９３５年“一二九”运动爆发后,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开始高涨,这对陶行知有极大的影响,他的教育思想有了很大的进步,他号召“山海工学团”师生参加抗日救亡运动.１９３９年７月,陶行知在重庆创办了培养人才幼苗的育才学校,它成了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圣地”和“沙漠里的绿洲”,蜚声中外.育才的教育实践,大大地丰富了“生活教育”理论,从而将陶行知的教育思想推向新的发展阶段.
从１９３６年后,陶行知教育思想进入了后期的发展阶段,由一个改良主义的“教育救国”论者,转变成为一个“国难教育”、“抗战教育”、“民主教育”论的新民主主义教育家.在政治实践上,他积极地参加抗日斗争,坚决站在人民大众一边,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坚持斗争直至１９４６年７月２５日去世.他的死,“是中国人民又一次不可补偿的损失”.
二、提倡为大众服务的普及教育
陶行知最大的心愿,是要在中国实现普及教育,把文化科学知识从少数人手里拿来交给大众,使“整个民族现代化”.１９２０年夏,他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教时,就开办了暑期学校,亲自教居民、车夫、小商贩读书识字.在提倡平民教育运动时,他编写了《平民千字课》,举办平民读书处和平民学校,并到机关、工厂、商店、家庭、和尚庙乃至监狱里去教平民识字.１９２６年后,他又致力于乡村教育运动.他认为中国农民占全国总人口的８５％,爱中华民族,就得爱“中华民族中最多而最不幸之农人”.
１９３１至１９３５年间,他又发起了普及教育运动.他说：“反动派在那里提倡生产教育,我们今天最迫切要做的事是使生产的劳苦大众受教育,不是生产教育而是生产者受教育.”他说,普及教育就是把文化知识变成空气一样,普及于众生,人人都得呼吸,人人不可少.普及教育要城市与乡村同时并进,成人教育和儿童教育“打成一片”.他明确地把普及教育的目的同保卫祖国领土主权的完整,争取中华民族之自由平等联系起来,认为“这才是我们所要普及的教育”.更可贵的是,他还把普及教育和控制人口的增长联系起来,否则“一万年教育也不会普及”.他主张普及教育必须“劝导与强迫并行”,把普及教育与教育立法联系起来,这在当时是很有远见的主张.
陶行知的普及教育思想,是从当时社会实际出发的.旧中国,文盲占了总人口的９０％以上,而在经费、师资等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只能把普及教育的计划“建筑在极困难的农业经济的基础上”,用穷办法普及穷人所需要的“粗茶淡饭的教育”.
陶行知认为,普及教育专靠学校不行,要多种形式并举,要在学校之外,创造出一种较为自然的组织来补救,学校是文化的“旅馆”,只能暂住而不可久留.自学团、共学团、普及教育团、生活教育团、工学团“才是文化之活细胞”.
根据以上论述,可以把陶行知的普及教育思想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１．把普及教育的目的同保卫国家领土主权完整、争取民族的自由平等联系起来.
２．把普及教育和控制人口增长联系起来,否则“一万年教育也不会普及”.
３．把普及教育和教育立法联系起来,“劝导与强迫并行”.
４．普及教育应从群众的生活实际出发,因陋就简,用穷办法普及穷人所需要的“粗茶淡饭的教育”.
５．普及教育专靠学校不行,要多种形式并举.
陶行知的普及教育思想和实践,经历了一个探索、创造、前进、发展的过程.从推行平民教育、乡村教育、普及教育,而进入国难教育、战时教育、全面教育、民主教育等阶段,每一次的新探索,都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所进步,并随着中国革命的深入而发展,沿着新民主主义教育的方向前进.
三、提倡教育联系生活和劳动
陶行知竭力反对脱离生活、脱离劳动的传统教育,认为传统的“老八股”教育是为教育而办教育,用“大书呆子教小书呆子”的办法,把读书人引入“伪知识的圈套”,而成为废人.
陶行知批评传统教育是“先生教死书,死教书,教书死；学生是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传统教育是“叫人分利不生利”,“教人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棉,住房子不造林”,为教育而教育.他指出：“教育没有农业,便成为空洞的教育,分利的教育,消耗的教育.”因此,他大力提倡生活教育,主张教育联系生活、联系劳动.后来他进一步主张“把农民变成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变成农民,最后变成统一分子”.同时,他也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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