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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1;出来工作了.小平同志说,他自告奋勇抓科学教育工作.我们要全力协助小平同志把科学教育工作抓上去.

方毅回来后,根据邓小平的谈话精神,在中科院接连召集了几次会议,讨论贯彻落实问题.决定采取几项重大措施：建立党委领导下的所长负责制；重新建立学术委员会；各单位设一名专管后勤工作的副所长；逐步恢复中国科协和各专门学会；加强各所的研究室；选择有一定条件的科技人员任室主任和课题组长；建立各类人员的考核制度,通过各试点招收和培养研究生；对学非所用、安排不当的科技人员要逐步调整,对受审未作结论的人尽快做结论,结论不当的要恢复改正；保证科技人员每周六分之五(即每周5天)的业务工作时间；等等.同时,还决定取消院、所两级革命委员会,这个做法在全国起了带头作用.

1977年6月20日到7月7日,由方毅主持召开的中科院工作会议是全面落实邓小平指示的一次会议,对全国科技战线拨乱反正产生了重大影响.

会议的有些决定在当时是十分敏感的政治问题,在极左思潮尚未完全肃清的情况下,方毅敢于实事求是地作出决策是需要勇气的.例如,取消革命委员会就有不同意见,有人说：“革命委员会好”,是毛主席提出来的,而且全国各地、各部门、各单位都有革命委员会,中科院带头取消是否合适这个问题向方毅请示时,他态度非常明确,说：“那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现在情况变了,那就取消好了.”不久,中科院又取消了政治部,并在科技人员中恢复技术职称、发放科研津贴、招收应届高中毕业生、培养研究生等

1977年9月19日,邓小平同国务院科教组负责人谈话时说：“科学研究机构已经确定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所长负责制,并决定恢复科研人员的职称,这是很大的决策,解决了很多重要的问题.会引起震动,会影响到教育、工业等方面.教育部门要紧紧跟上.大专院校也应该恢复教授、讲师、助教等职称.”

正当全国在积极筹备召开全国科学大会时,又出现了一件影响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这就是邓小平的复出.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这个决议已被历史证明了它的重要意义,对全国科教战线来说,更是一件幸事.

1977年8月4日,根据邓小平的提议,方毅主持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第一次全国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

1977年底,国务院决定由方毅主持召开全国科学大会预备会议,对全国科学大会的内容逐一进行研究讨论.

从方毅到中国科学院、到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只有短短14个月.在邓小平的支持下,方毅大刀阔斧地进行拨乱反正,治理整顿,为中国科学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78年3月18日,方毅主持召开了约有7000人参加的全国科学大会.会上,代表们一致认为邓小平的讲话高瞻远瞩,实事求是,说出了大家多年来想说而又不敢说的话,是一篇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的科学宣言.方毅在会上作的工作报告贯穿着邓小平的科技思想.他在报告中提出需要扎扎实实地做好10件事,包括：不拘一格选拔人才；建立科技人员培养、考核、晋升、奖励制度；坚持百家争鸣；学习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加强国际学术交流；保证科研工作时间；加快科技成果和新技术的推广应用；大力做好科普工作；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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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方毅的领导下,“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摧残的科技事业日渐兴旺.从1978年下半年开始,中国科学院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收回和新建科研机构的工作.到这年年底,院属机构从1977年的65个增加到110个,院属工厂由6个增加到9个,大学从1所增加到4所,还成立了上海、成都、新疆、兰州、合肥、广州、沈阳、长春、武汉、南京、西安、昆明等12个分院,全院职工人数从1977年的5.4万人增加到了8万人.从此以后,科技队伍重新集结,科学的旗帜又迎风飘扬起来.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典范

曾在方毅身边工作的同志都说,方毅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典范.在革命战争年代,他没有机会进大学深造,完全依靠自学,最终成为知识渊博、深谙管理、德高望重的国家领导人.方毅说,小平同志经常告诫我们,要调动科学和教育工作者的积极性,只讲不行,还要给他们创造条件,切实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具体问题.科学家们说,方毅是一位出色的科技领导人,也是他们的良师益友.

著名数学家杨乐就是在邓小平、方毅的亲自关怀下成长起来的.邓小平对方毅说,像陈景润、杨乐、张广厚这些人,对国家有贡献,要热情帮助他们,家庭困难要切实解决.

1977年底,瑞士一个国际会议邀请杨乐、张广厚参加.当时,受“文化大革命”影响,对外学术交流还处于停顿状态,以个人身份参加学术会议,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要层层报批,严格审查.申请报告给方毅后,他明确批示：这样有成就的青年数学家,应支持他们到国外进行学术交流.当时,尚未恢复技术职称制度,在方毅支持下,中科院于当年9月率先宣布恢复技术职称,批准助理研究员陈景润破格晋升为研究员,杨乐、张广厚由研究实习员破格晋升为副研究员.到全国科技大会召开前,在京的部分研究所又晋升研究员、副研究员、副总工程师255人,其中越级晋升的有24人.在中科院的推动下,1979年国务院陆续颁布了工程技术、农业、编辑、外语、经济、会计等专业技术干部职称暂行规定,全面恢复了技术职称制度.

“文化大革命”期间,大学一律停办,人才断层.许多研究所和大学青黄不接的状况使邓小平深感忧虑,他说,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关键在人.他还说,我们要彻底清除“四人帮”的流毒,把尽快培养出一批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科学技术专家作为我们科学教育战线上的重要任务.

在那些日子里,方毅日夜思索,如何将邓小平这番语重心长的话落到实处.1978年4月26日,方毅签发了中国科学院《关于选派科技进修生的通知》,7月14日,他又签发了《关于从今年招收的研究生中选拔200至300人出国留学的通知》.经过方毅的一番努力,从1978年9月至1982年年底,中国科学院共派出访问学者、研究生2454人.在这批进修学者中,有周光召等著名核物理学家,有就读于德国亚琛工业大学的路甬祥和韦钰.

1979年1月,方毅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副团长,陪同邓小平访问美国,并与美方签订了有关高能物理、航天、基础研究等多项合作协定.他代表中国科学技术委员会与美国能源部签订了中美高能物理合作协议,其中最重要的内容是：美国的科研机构、各大加速器中心,将帮助中国建造第一台高能加速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这台耗资以亿元人民币计算的大型科研设备的建成和运转,凝聚着国家领导人周恩来、邓小平,也包括方毅,以及几代科学家的智慧和心血.

我从地震棚走出来后,又成了高能物理学家们的座上客,进入这个领域采访后,人们对我说,当时在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华裔科学家中,有3位都在高能物理领域,他们是：杨振宁、李政道和丁肇中.

1979年春天,我在北京科学会堂采访了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还采访了听他讲课的中国科学家和研究生.然后,我写了长篇通讯《李政道教授在中国讲台上》,新华社对国内外播发后,1979年5月18日,《人民日报》等国内外报纸在显著位置刊出.有的海外华文报还配发了评论；这篇通讯也在海内外的华裔科学家中引起了很大反响.

一天,我在中国科学院采访时听说著名物理学家丁肇中教授看了这篇通讯后说：“我也要去中国讲学,听讲的范围可以和李政道一样！”为此,方毅的秘书郭日方找到我谈了上述情况,他说方毅建议我采访丁肇中.于是,在丁肇中来中国讲学的半个月以前,我到中国科学院和高能物理研究所,找了解丁肇中的科学家进行了外围采访,并仔细研读了1976年他获得诺贝尔奖时的演讲稿《个人的回忆》.

不料,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时,却遭到了始料未及的困难.中科院外事局一位处长直接负责接待丁肇中,他断然拒绝了我对丁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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