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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等问题,建议应该从熟悉和学习规则开始,然后充分利用规则,在准备充足的情况下,再参与国际经济规则制定,即分为“学习——运用——制定”三个阶段.中国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确实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应该循序渐进,不能急于求成,因而“阶段参与论”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学习运用与参与制定国际规则并不矛盾,在学习中可以运用,在参与中也可以学习.中国加入世界经济体系的过程艰难而漫长,在此期间我们对国际规则的学习已经很多.但是由于规则本身的不平等和不公正性,我们直接运用这些规则很难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如果我们继续等待,不能抓住机遇积极参与,那么在规则不断变化的情况下,我们就只能跟在别人的后面亦步亦趋,何来主动权?当然,为了发展,我们必须加入规则体系之中,必须先熟悉规则,“先行加入”事实证明是卓有成效的,但是不能忘记的是“徐图改进”,事关如何更好地维护国家利益,“加入”、“学习”和“运用”与“参与制定”应该是同步的,交叉进行相辅相成的,不能简单脱节,更不能机械地分成三个阶段.“能力不足论”认为,虽然我们的经济总量和对外经济规模已经很大,但无论是经济竞争力还是政治影响力都不及美欧大国.国际经济规则制定一般以国际多边场合为平台,涉及到政治权力竞争和经济利益交换,要提出可行的倡议更需要争取支持者,这是一个复杂的博弈过程,中国的能力和准备还不充分.而且现行规则由美欧大国主导,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即便积极参与,能力也不足以改变结果.“能力不足论”虽然点出了中国参与国际经济规则制定在经济实力、人才储备和经验积累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但是也过分地夸大了我们所面临的困难.美国学者的研究也发现,中国经济实力的提升并未能长足地提高中国政治外交的影响力.其原因不是我们的能力不足,而恰恰是我们的参与意识不足.西方国家学者认为,“中国在许多国际场合的目的性和战略性不明确,或者是相互矛盾,往往缺乏一个连续一致的目标和战略”.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也经常提出建议和方案,但是缺乏相关的后续行动,以争取更多的支持,达到既定的目标”.⑩这些看法值得我们重视和研究.事实上,在经济总量和对外经济规模举足轻重的情况下,我国国际影响力日益增强,国际经济规则制定的过程虽然复杂,但我国也有足够的资源和人才.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我国已经积累了广泛的知识经验和人才,现在的关键问题是将认识统一到党的十八大精神上来,采取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避免麻烦论”认为,中国国内经济发展任务艰巨,问题复杂,所以应该专心致力于国内发展,尽量“办好自己的事情”,不急于去谋求国际上的大国地位和改变现行秩序,以免引起其他国家对中国的猜疑,扩大“中国威胁论”的影响,进而干扰我国的经济发展.“避免麻烦论”的担心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于事无补.试问,如果中国认真地遵守国际规则,并忠实地支持现行国际经济秩序,就可以避免他们对中国的猜疑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快速发展,都可能引起周边国家和既有世界大国的关注,因为首先是对新生力量打破原有平衡的不适应,同时也因为对其未来战略取向的担心.“避免麻烦论”对美国部分学者提出的“中美国”和G2等概念也颇为谨慎,认为是别有用心,是为了让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是“忽悠”中国并有“阴谋”的.实际情况未必那么复杂,国际社会越来越意识到不能只把中国作为一个规则的执行者,也应该给予中国参与制定规则的权利和地位.中国积极顺应国际社会的需求,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履行应尽的、与自己实力相称的国际责任和义务,这既是塑造良好国际形象的重要手段,也是在参与国际经济规则制定过程中争取国际支持的重要条件.上述种种观点有一定的代表性,但是并不否认中国积极参与国际经济规则制定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无论做什么事都有阻力和困难,不可能一蹴而就,特别是在国际关系中,更是不可避免地充满激烈的斗争.现实证明,回避困难、害怕斗争只会让更多的麻烦找上门.有困难可以克服,但不能把困难当作“不作为”的“挡箭牌”.世界在变,规则也在变,问题不可避免,但行动势在必行.否认现实、谨小慎微只会加剧误解.只有坚持把中国人民利益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结合起来,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为国际社会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努力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国际社会才能真正理解中国和平发展的决心和作用.参与国际规则制定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中国是国际经济规则体系的后来者,“国际经济规则对中国经济的约束程度与中国影响国际经济规则的能力之间存在严重的不对称性.”美国著名学者约翰·伊肯伯里认为,虽然目前西方出现危机而中国发展势头良好,但是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并不会瓦解,因为该秩序已经扩展至全球,新兴大国也是从现行秩序中发展起来并从中受益,更重要的是新兴大国没有构建全球秩序的经验,也没有提出一个可行的替代模式.现实是否像伊肯伯里研究中认为的那样乐观还不得而知,但这些足以说明中国参与并推动现行国际经济体系变革的路程很不平坦.从外部而言,将面临种种的阻力；从内部来说,还面临着统一认识转变观念、中长期的战略设计、专业人才培养与使用、重大国际问题的深入研究以及如何处理好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等现实问题.首先,统一认识、转变观念的问题.无论是认为“先学习运用后参与制定”,将“学习运用”与“参与制定”隔离开来的观点,还是畏惧困难、回避现实的想法,都是从国内的视角,看到的只是我国面临的问题,而不是从全球的角度,把握国际经济规则的本质所在,看到国际经济规则对中国的不公平性,以及现有秩序和规则本身面临的危机,诸如国外学者讨论比较多的“合法性问题”、“绩效问题”和“有效性问题”等.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整体实力增强,国际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我国的方向发展.发展中国家对既有秩序的不满和变革的需求,我国在国际舞台影响力和作用的增强,为我国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与全球经济治理提供了极好的机会.其次,中长期战略的设计问题.战略事关全局,观念问题的存在实际上与没有清晰明确的战略有关.早在2010年,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就明确提出我国要“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等,推动国际经济体系改革,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有关部门也在采取积极行动,但是仍然缺乏一个统揽全局的战略规划.一些西方学者也认为我国“对许多国际问题目的性和战略性不明确,或者是相互矛盾,往往缺乏连续一致的目标和战略”.虽然这样的评论未必准确,但是很值得我们重视和反思.在参与国际事务时,我们的大政方针很明确,但也需要具体的战略措施保证实施.第三,专业人才的培养和使用.参与国际规则制定需要大&#国际经济相关论文范文集,与中国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的问题与相关论文查重软件参考文献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