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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有变
如果公司在华投资计划不变的话,黄栋（化名）原本今年能被派回上海工作.“但现在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了,我们公司把广州和武汉工厂的一部分设备搬去了越南,老板说今年不在中国进行新的投资.”
黄栋所在的公司是日本一家跨国集团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是电路板的设计、制造及销售,全球员工规模约1万人.该公司在中国上海设有营业厅,在武汉和广州投建了工厂,其中武汉工厂是全球8家工厂中规模最大的.
去年10月钓鱼岛事件升级,中国多地爆发涉日抗议游行,工厂不得不停工.紧张气氛下,日本公司决策者开始重新思考海外投资计划.设备转移是应对措施之一,“日本工厂都抱团,原先武汉、广州周围有很多日本厂,我们的产品直接可以运到隔壁；现在要从越南运进来.”虽说东南亚国家的人力成本优势正在凸显,但公司不免要承担些运输成本.
第二个变化是,“本来要在上海扩大业务规模、成立设计部的,现在优先考虑台湾了.”19岁赴日留学并工作的黄栋,现在日本生活已经9年,他估计下一站工作地会是台湾.
去年中国涉日游行期间,黄栋的公司曾向员工们下发文件,安全起见,让要去中国的日本人“自肃”——能不去就先别去.年底,黄栋回上海举办婚礼,3个日本上级领导“很给面子”地专程来沪道贺.虽然相对于9、10月份,国内的反日情绪高潮已经过去,但黄栋多少还是担心安全问题,领导在沪游玩期间,他请了朋友帮忙陪同.
除此之外,黄栋倒并未觉得日常生活中与日本同事或朋友的交流有什么不同,他们之间也不讨论钓鱼岛问题.“日本人比较含蓄,不会讨论让对方可能觉得尴尬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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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黄栋的雇主那样考虑并实施在华业务缩减的日本公司不在少数.路透社去年11月进行的企业调查显示,中日因钓鱼岛争议而导致紧张情势升级之后,约有四分之一的日本制造商正重新思考中国的投资计划.
虽然根据日本财务省的数据,日本对中国的净外商直接投资（FDI）在2011年增长了60%至创纪录的1万亿日元,但日本企业正逐渐扩大运用东南亚作为替代的生产基地,以降低其所面临的中国风险,投资方向也已经从最初的加工制造业扩大到汽车制造业和商业和餐饮业.日本央行国际收支统计显示,2012年第二季度日本对东盟的直接投资同比增加约3800亿日元（约合296亿元人民币）,超过对华投资的约3000亿日元.
缅甸是日本政府和企业最为积极关注的对象之一.今年初,日本副首相兼财务相麻生太郎海外之行首赴缅甸,宣布免除缅甸拖欠的5000亿日元债务中的约3000亿,其余的2000亿则将通过日本的银行以融资形式解决,日本政府还计划通过日元贷款支援缅甸的电力、公路及下水道等基础设施建设.
《日本经济新闻》称,日本之所以决定早日重启向缅甸提供贷款,主要缘于该国丰富的天然资源及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日本政府希望借此促进日本企业进军这一“东南亚最后的处女地”.
《华尔街日报》则分析,日本重新进入缅甸市场的速度和决心反映了日本官员在面对中日持续的领土争端时对日本经济前景的担忧加剧.过去两个季度以来,日本经济持续萎缩,由于出口发动机停转,日本已经陷入月度贸易逆差的境地.
按照一位负责贸易的日本高官的说法：“我们没有放弃中国市场.但是许多东南亚经济体如泰国、越南和缅甸都有着相当大的人口和很大的消费市场.我们需要尽可能多的选择.”
一名在柬埔寨一经济园区中担任主管的日本人称,2010年中国发生反日抗议事件后,日本企业对在柬埔寨从事生产的兴趣升温；去年9月中国出现新一波反日活动,日企对柬埔寨的兴致再度激增.
汽车产业是中日贸易遇冷中“受冻”较严重的.近日,广州市经贸委主任王旭东透露,自去年中日钓鱼岛问题爆发以来,以日系汽车为主的广州汽车产业产值同比下降6.3%,整车产值减少300亿人民币、汽车全产业链产值减少450亿元.广州有三大日系车企扎根：广州本田、广汽丰田和东风日产.其中,对华依赖程度最高的日产2012年9月在华销量（不含进口车）同比大幅下降34.6%.
一方面,广州准备在未来加大自主品牌汽车研发,提高合资品牌汽车国产化率,并考虑引进其他品牌；另一方面,日本汽车企业也加快在东南亚国家的投资步伐.本田汽车和铃木汽车去年宣布在东南亚最大的经济体——印尼有重大扩张计划；丰田汽车考虑在印尼兴建第三座汽车工厂,其目标是当地年产量增加两倍至30万辆；日产汽车把泰国视为在亚太区域的重要布点,扩大投资兴建第二个生产工厂.日产汽车执行副总裁西川广人表示看好泰国的成长前景,同时他也强调,日产在华业务情况正日渐好转：“虽然中国经济正在放缓,但仍在成长,且是我们极重要的市场.”
友好邦交中的波折
不光是企业遭遇了寒流,日本政府宣布购岛后,中日官方及民间的文化、体育、旅游等交流均面临停摆危机.
日本旅游业明显感到中国游客的热情骤减.日本国土交通省观光厅统计,2012年6月到8月,中国赴日游客较2010年同期均保持两成以上的增长.但9月日本进行所谓“国有化”钓鱼岛之后,情况急转直下,当月中国赴日游客较2010年同期减少10.1%.
回顾中日民间友好往来的开创,眼下的寒意或许令人唏嘘.2002年逢中日民间友好交流50周年,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常务副会长、中华日本学会会长刘德有在纪念讲话中曾提到中日首个民间贸易签订的由来：
1952年春天,日本三位国会议员——参议员高良富和众议员帆足计、宫腰喜助访华.由于当时中日两国处于隔绝状态,两国人民还不可能直接往来.日本政府不准日本公民到“共产圈国家”,对于那些自行设法来华者,回国后还要以违反“签证法”加以追究.高良富等人拿着去法国的签证,先取道巴黎前往莫斯科参加了国际经济会议,然后毅然决定接受中方邀请,冒险绕道访华,并在中国签署了第一个中日民间贸易协定.尽管它所规定的往返金额才不过3000万英镑,但这一协定在中日关系史上留下了开创性的业绩,那三位日本友人也成为开拓中日友好处女地的先行者.从上世纪50年代中日有识之士相互接触,到1972年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过程中不乏周折.中日民间第四次贸易协定谈判始于1956年10月,但由于当时日本政府的阻挠,到1958年3月才算达成协议,同意互设贸易办事处,允许使用密码电报通信,并可在常驻机构建筑物上悬挂国旗.
然而墨迹未干,日本岸信介内阁公开出面反对.因此,签了字的协定不但未能执行,而且不久还发生了日本暴徒撕毁中国国旗的“长崎国旗事件”.此事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为了严重抗议日本内阁敌视中国人民的行径,中国采取了相应措施,两国的民间往来几乎全部停止.这引起了日本朝野的强烈震动.
日本贸易界、文化界的新老友好人士以及有远见的政治家为克服中日关系出现的危机,纷纷行动起来.长崎事件发生后,日本执政的自民党内有识之士松村谦三、高碕达之助在逆流中力挽狂澜,做出了顺应时代潮流、符合人民心愿的有益贡献.
松村谦三于1959年和1962年相继访华.中国总理周恩来与他多次进行会谈,探讨如何谋求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的道路.高碕达之助1962年在松村谦三回国后不久,率经济界代表团访华,并与中方签署了著名的“廖承志、高碕备忘录贸易”备忘录,被称为是一个“划时期的成果”.
1964年4月,松村谦三率团再次访华,与中方换文解决了两个问题.一是决定廖承志办事处和高碕办事处互派代表在对方首都设立常驻的联络办事处；二是决定中日双方互派常驻记者.这成为中日关系有民间往来发展到半官半民阶段的重要标志.
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结果,使中日关系“水到渠成”,最后实现了邦交正常化.1972年9月29日,中国总理周恩来、外交部长姬鹏飞和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外务大臣大平正芳在北京签署《中日联合声明》,揭开了两国关系史上新的一页.
40多年来,中日关系也经历过数度结冰、融冰.2001—2005年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5次参拜靖国神社,中日关系陷入僵局.2006年9月,安倍晋三就任日本首相,10月就把出访首站放在中国,打破僵局,当时被媒体称为“破冰之旅”.2007年4月,中国总理温家宝应邀访日,开展“融冰之旅”.同年12月,日本首相福田康夫访华,温家宝赋诗“常忆融冰旅,梅花瑞雪兆新岁,明年春更好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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