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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文学性相关论文例文,与唐代弹劾文文体源流相关毕业论文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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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如元稹弹劾剑南东川节度使严砺等贪赃枉法事,严砺为封疆大吏,岂是随便能弹劾倒的,故弹劾文论证定罪部分格外严密,详细引用朝廷制敕,“两税留州使钱外,加率一钱一物,州府长吏并同枉法计赃,仍令出使御史访察闻奏”.以朝廷敕诰论证自己访察巡视之合法性；引元和三年（808年）敕文：“大辟罪已下,蒙恩涤荡.惟官典犯赃,不在此限.”论证严砺犯罪,不在赦免之列；又引严砺元和二年（807年）报送朝廷的举牒：“管内邮驿要草,于诸州秋税钱上,每贯加配一束.至三年秋税,又准前加配,计当上件草.”再论证“况严砺元和三年举牒,已云准二年旧例征收,必恐自此相承,永为疲人重困”[20]3900.实际上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无可辩驳地论证了严砺罪行之恶劣.中国古代的法律是典型的伦理法,古人在“法理”与“情感”的关系上重于“情感”,人们普遍并不过分关注弹劾中法理与逻辑的自恰,更关心弹劾是否与社会公认的道德标准等相一致并以此来判断弹劾的“合法”与否.而且,古代弹劾的效果往往取决于君王的态度,感情在促使君王作出判断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当御史写作弹劾文时,诉诸于情感的弹劾文修辞往往就成为必须.唐代弹劾文的论证定罪部分,在晓之以理的同时,又动之以情,常用情理交融、伦理感染等方法来突出违法性质之严重,以期取得预期弹劾效果.如《大唐新语》载：“文德皇后崩,未除丧,许敬宗以言笑获谴.及太宗梓宫在前殿,又垂臂过.侍御史阎玄正弹之曰：‘敬宗往居先后丧,已坐言笑黜,今对大行梓宫又垂臂无礼.’敬宗惧获罪,高宗寝其奏,事虽不行,时人重其刚正.”[22]42虽然弹劾未果,但其人格却赢得了朝野的普遍尊重,其中起作用的正是道德、情感的力量.
4.提出处置意见.在前述严密论证的基础上,该部分对被弹劾者的违法乱纪行为提出具体的处置意见.处置意见以中肯、解决问题为目的,故大多数弹劾文均简明扼要,多用“宜等”、“请等”的句式.如：“宜申法于今辰”[20]996,“请特加贬,以敦礼教”[20]913,“请以某见事付大理治罪”[20]811等.
近年来,随着文学观念的变化,我国传统文体逐渐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朝廷应用公文,自东汉以来,一直是骈体文占统治地位,虽然韩、柳“古文运动”以古文进行写作,改变了一代文风,但始终未能从根本上撼动公文写作中骈体文的统治地位.韩愈、柳宗元之后,晚唐应用公文重新恢复到骈体文写作传统,但弹劾文是个例外,今存唐代弹劾文则始终保持着散体文的语言风格,确是令人深思的文学、文化现象.盖弹劾文作为法律公文,不但语言应尽可能保持庄重、得体,而且文体亦保持散行单句的风格.弹劾文始终用散体文写作,不仅是法律语体风格的必然要求,也是维护法律权威的需要.由此,也可引发对不同文体发展、演进的深层思考.
四、弹劾文之流变及其对叙事文学的影响
自古以来,监察官在国家官僚体制中就扮演着弹劾百官、澄清吏治的重要角色,御史实施弹劾,始终让奸佞之臣感到恐惧.从本质上说,御史弹劾制度有利于维持封建统治秩序、净化官场风气.唐代以后,虽然封建专制空前强化,监察制度屡有变革,但监察官的弹劾职能并未丧失,《全宋文》中收有大量弹劾文,如孙升就写有《劾章奏》、《再劾章奏》、《三劾章奏》[23]等二十余篇.唐代以后,宋、明、清诸朝一些弹劾文已经背离了弹劾的本意,而沦为党争的工具,但就弹劾文数量来说极其庞大.宋人专门将弹劾文类编成书,如范纯仁编有《弹事》五卷[24],宋人还编有《晋宋齐梁弹劾文》四卷等.明代弹劾文仍然为朝廷公文的重要门类,韩宜可,明初监察御史,弹劾不避权贵,“丞相胡惟庸、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方有宠于帝,尝侍坐,从容燕语.宜可直前,出怀中弹劾文,劾三人险恶似忠,奸佞似直,等乞斩首以谢天下”[25]3982.李梦阳,以刚直闻名,《崆峒集》中录有不少弹劾文,其《代劾宦官状疏》向来被誉为明代散文之名篇.汤显祖有为世称道的弹劾文《论辅臣科臣疏》等；此外,如王恕、张宁、陆粲、章侨、孙懋、杨涟、李应升等均作有不少弹劾文.现存清代弹劾文数量繁巨,实在难以作出准确统计.仅和一案,各省督抚纷纷上章弹劾和,写作的弹劾文即有数十篇之多.特别是“陇上铁汉”安维峻弹劾李鸿章,堪称清代监察史上的著名弹劾事件.“甲午战争”期间,安维峻转都察院福建道监察御史,他连续上疏六十余件,弹劾清政府对日本在朝鲜的扩张所采取的妥协政策,其中《请诛李鸿章疏》,历数李鸿章之罪行,称其“不但误国,而且卖国”,恳求光绪帝明正其罪,“布告天下,如是而将士不奋兴,倭贼有不破灭者,即请斩臣,以正妄言之罪”.此文一出,声震中外.安维峻贬职离京前,知交朋友齐集于明代著名谏官杨继盛的故宅松筠庵,为他设宴饯行,文悌、王鹏运等名流赠诗、作序,志锐刻以“陇上铁汉”印章相赠.离京后,京师大侠王子斌（即大刀王五）亲自护送,并馈赠车马行资,可见一篇弹劾文在晚清政坛掀起的波澜.唐代弹劾文文体成熟的同时,弹劾文本身已发生了某种变异,唐代弹劾文已经显示出与笔记小说初步融合的趋势.黄永年先生曾指出：“有些不见于两《唐书》的疏奏、弹劾文、手诏、榜文的片段,时见于《大唐新语》中.”[26]《大唐新语》作为笔记小说,其叙事与正史颇为不同,如王义方弹劾李义府事件,虽两《唐书》均有记载,但《大唐新语》则多有铺成,并叙王义方昌乐聚徒教授、撰《笔海》十卷,卒后,“门人何彦先、员半千制师服三年,丧毕而去”[22]30等事,弹劾文与笔记小说融合之迹甚明.唐代以后,弹劾文与叙事文学结合的现象愈加明显,如《三国演义》、《中国历代通俗演义》等政治小说中就有不少弹劾文及弹劾情节,这是人们所熟知的.明清时期的小说、戏剧中,弹劾文已变成重要组成部分,明代小说《戚南塘剿平倭寇志传》,郑振铎云是书“以剿平倭寇为主题,有重大的政治意义”[27]437.该书第四回《赵文华劾本天官》、第十三回《刘给事劾奏阮都堂》,都以弹劾为关键性情节,弹劾文在书中不但连缀情节,而且具生发情节之功,实为整部书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明人周朝俊所著传奇《红梅记》,至今仍是传统戏剧演出的保留剧目,第二十四出为“劾奸”[28]132.“开读之变”是晚明民变中的一次壮举,崇祯年间陈开泰的《冰山记》、袁于令的《瑞玉记》、范世彦《魏阉磨忠记》、李玉《清忠谱》等十多个剧本,均涉及这一事件,弹劾魏阉是上述剧本的叙事焦点,弹劾文也就成为上述剧本的灵魂.清代孔尚任的传奇名作《桃花扇》,“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第十四出“阻奸”、第三十一出“草檄”[29],都是借弹劾之文作为政治斗争的武器,弹劾文在剧中的作用实在是不可缺少、也不能替代的.
弹劾文与叙事文学的结合,既有深层的内在关联,也是特定的外部条件使然.弹劾文是对官员具体违法、失职事件的弹劾,中国古代小说、戏剧一个重要内容,是描写朝廷忠奸斗争,只要叙事文学描写忠奸斗争,就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弹劾文.弹劾文进入叙事文学,与其潜在的叙事性也有密切关系.每一则弹劾文,都有一个引起弹劾的原因,潜隐着一个违法、失职行为的发生过程,就是说,弹劾文已潜在具有事件的完整性和叙事文学的因子,有着生发出较大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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