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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文学性相关论文例文,与唐代弹劾文文体源流相关毕业论文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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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了馅,举朝大噱的讽刺性效果,正说明弹劾文写作水平对官员是相当重要的.还有一些逸事从侧面说明弹劾文的重要,如《御史台记》云：“刘如事亲以孝闻,等迁司仆司农少卿、秋官侍郎.时来俊臣党人与司刑府史姓樊者不协,诬以反诛之.其子讼冤于朝堂,无敢理者,乃援刀自刳其腹,朝士莫不目而惕,不觉唧唧而泪下.俊臣奏云党恶,下诏狱.诉曰：‘年老,因遇风而泪下.’俊臣劾之曰：‘目下涓涓之泪,乍可迎风；口称唧唧之声,如何取雪?’等俊臣但苛虐,无文,其劾乃郑之词也.”[11]
来俊臣不学无术,弹劾时只会背诵别人的弹劾文,故而为人诟病,传为笑谈.通过这则笑话,从一个侧面证明唐代官场对于弹劾文写作是非常重视的.
弹劾文在唐代之所以兴盛,唐代科考、铨选制度亦有推波助澜之功.唐代国子监设国子学、太学、四门馆、律学、书学、算学等六学,其中律学“培养司法人员,以律令分专业,兼试格式、法例”[12].学业合格者按名额规定送礼部参加科举考试.在礼部所举行的科举考试中,有“明法”一科,属每年举行考试的常科,这是唐代科举制度所独有的.《新唐书选举志》云：“凡明法,试律七条,令三条,全通为甲第,通八为乙第.”[13]1162“明法”科作为入仕途径之一,必定促使士子精研律学,而对法律的通晓正是写作弹劾文的前提之一.
唐代制举中有“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仅《唐会要》记载,由“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入仕者就达107人,不少人从此步入政权高层,其重要性可见一斑.“直言极谏科”考试中,大量对策是针对朝政的谏诤文,亦有不少对策具有弹劾文性质,事实上也起到了弹劾文的弹劾效果,如宪宗元和三年（808年）的直言极谏科考试,史载：
“上策试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举人,伊阙尉牛僧儒、陆浑尉皇甫、前进士李宗闵皆指陈时政之失,无所避,等上不得已,罢洎、涯学士,洎为户部尚书,涯为都官员外郎,贯之为果州刺史.”[10]2934
可见,弹劾文写作实际上也是直言极谏科考试的重要内容之一.弹劾文写作水平的高下,直接影响士子的前途命运.弹劾文之所以会被如此看重,是因为弹劾文写作要求士子不但要熟悉国家政治运作,而且须深入了解社会、民生,具有分析问题的能力,能反映出士子的从政能力和综合素质.
弹劾文写作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士子的前途命运,也影响其社会声誉.由于应试的需要,许多士子便在弹劾文写作上下大功夫,大量拟作、预作的范文便应运而生,从流传至今的唐代弹劾文中不难窥见唐人倾注其间的心血.一些出色的弹劾文便在社会上广泛流传.总之,应试目的也是促使唐代弹劾文大量出现的原因之一.
每种文体的兴盛,都有其深刻的社会文化原因.唐代弹劾文是唐代御史群体对中国文学的贡献,也是唐代监察制度与文学结合而形成的奇葩.唐代弹劾文的兴盛,应该置于唐代文学和文化的双重背景下来认识.虽然统治阶级的相互倾轧、内部党争,也增加了唐代弹劾文的数量,但毕竟只是弹劾文中的少数.就总体而言,弹劾文的根本目的是弹劾不法,法律精神是弹劾文的实质和灵魂.弹劾文是文人从政必须掌握的基本技能,又有着较大的个人表现空间,是文人逞才使气的工具.在一般士人眼里,弹劾文的写作是评价一个人能力的重要标准,不少士子花费大量的精力去写作弹劾文,一些出色的弹劾文便在士子中流传开来,这就推动了唐代文学的普及,推动了整个社会整体知识水平的提高,也造成了“天下尚文”的浓厚的文学空气,从而有利于唐代文学的发展.
二、弹劾文与弹劾过程共同构成一种“有意味的形式”
在古代汉语中,“弹”即“纠劾也,绳愆纠谬之谓,省台中宪之职也.古者奏以按劾,故亦称为弹奏”[14].从实际政治的运作来看,作为“私语真情”的弹劾文是没有意义的,弹劾文应包括“文本”和“传达”两个方面,二者共同构成一个有机整体.纯文学的诗词赋等,在“白纸黑字”（语言文本）阶段其文本意义就生成了.而弹劾文,若写完之后束之高阁,不用于实际的弹劾实践,还有意义吗?由此观之,弹劾文是一种非常特别的文体,弹劾文应该包括“文本”和“弹劾”两个阶段,弹劾文运用于具体的弹劾实践,才能说实现了其目的,这是弹劾文有别于其他文体的重要属性.
现实政治中,弹劾者多是以小犯上,被弹劾者往往是朝廷重臣,这不啻与虎谋皮、以卵击石.因此,弹劾过程总是充满了曲折,充满了许多未知因素.明代敢骂皇帝的海瑞之所以被人奉为监察官的典范,正说明弹劾不法是要付出极大代价的,说明人们对弹劾的有效性及弹劾能否最终实现总是充满忧虑,这就需要有保证法律尊严的制度及制度文化.古今中外的法制建设中,均有相似的人为设计、固化下来的审判制度,这种长期积淀而成的特定内涵的法院文化,对捍卫法律尊严,始终保持对被告的高压、威慑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我国古代判案时衙役们齐声高喊“威――武――”,此种升堂仪式含有对法的敬畏、对被告的威慑作用.现代法院审判时,肃穆庄严的法庭、神圣的国徽、象征化的法袍、法官的假发、被告被特定化的座位、审判时人物的出场顺序、程式化的法庭语言等格式化的场景安排、固定的仪式等等,均营构出特定的文化氛围.置身于此种神圣的环境之中,被告不免有敬畏感、紧张感,使他在情感上相信这种判决的神圣,判决的正当性由此获得[15].唐代弹劾制度与现代法院审判制度在某种程度上有相似性（为了便于理解,本文以现代法院审判制度与唐代弹劾制度类比.当然,是古代司法制度孕育了现代法院司法制度,而不是相反）,经唐前历代监察制度积淀,在唐代臻于完善的弹劾制度,在其缜密、成熟运作的同时,也赋予弹劾过程以气象万千的艺术和人文内涵.首先是唐代弹劾文的起草,除去弹劾前周密的调查、推劾之外,仅就唐代弹劾文写作而言,就格外慎重、特别用心,有草制弹劾文、方幅书写、焚草等诸多环节.起草弹劾文草稿,称为“草制”,《新唐书》载李德裕之谪,胡嘏“草制不尽书其过,贬端州刺史”[13]1616方幅,为古代朝廷典、诏、诰、命等文件的专用物,“凡有弹劾,御史以白大夫,大事以方幅,小事署名而已”[9]1862.以方幅写弹劾文,可见朝廷对弹劾之重视.弹劾文之草稿亦不能随便处置,须及时烧掉,谓之“焚草”.“焚草淹轻秩,藏书厌旧编.竹风晴翠动,松雪瑞光鲜.”（《和张秘监阁老献岁过蒋大拾遗因呈两省诸公并见示》）[16]3648“护衣直夜南宫静,焚草清时左掖深.”（《奉和韦谏议奉送水部家兄上后书情寄诸兄弟仍通简南宫亲旧并呈两省阁老院长》）[16]3654从上述可知,唐代弹劾文不是为写作而写作,它体现着法律的尊严,一些重大事件的弹劾之文甚至上升到国家意志的高度,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任何单纯的文学写作都无法与之比拟.
其次是弹劾的服装.弹劾的服装是弹劾严肃性、权威性之体现,唐代御史弹劾的服装有专门规定：御史弹劾,“大事则冠法冠,衣朱衣裳,白纱中单以弹之.小事常服而已”[9]1862.《唐会要》卷六一亦云：“大事则豸冠、朱衣、裳、白纱中单以弹之.小事常服而已.”[17]1256“法冠,一名獬豸冠,以铁为柱,其上施珠两枚,为獬豸之形,左右御史台流内九品以上服之.”[9]1943弹劾时着衣须穿白纱中单里服,上衣着红色、下衣着浅绛色专用服装,头戴獬豸冠.御史专服獬豸冠、法袍,象征着国家监察制度与法律的权威与地位,象征着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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