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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需求,同时也适合低收入水平居民的消费水平,因此难以完全治理.而垃圾处理类事件是由于城市建设和生活中垃圾数量增加导致局部地区垃圾清扫收集工作难以准时到位而形成的,在城中村、集贸市场周边、背街小巷、城乡结合部等区域就表现的较为明显.此外,在人流量较大的商业区,制造的垃圾较多,也较容易出现垃圾堆放不能及时处理的问题.减少垃圾处理类事件需要对垃圾网点与回收车辆进行合理的配置与安排.

预估城市能源消费水平有利于协整城市低碳化发展

青岛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王小兵与邱立新两位博士联名在2013年第12期《软科学》上发表题为“我国城市能源消费与城市化关系的动态计量分析――以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为例”一文,认为,在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各个城市的能源消费与城市化水平之间的因果关系是不同的,在青岛、潍坊和日照3市,能源消费成为推动城市化的重要原因,而威海市的情况则相反.具体而言,在青岛、潍坊和日照3市,能源消费增长会导致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产业结构的升级,推动区域经济集聚和城市人口规模扩张,引导城市化发展进程,从而使得能源消费成为引起城市化水平变化的主要原因；而在威海市,城市化则引起了的能源大量消费,表现为城市化带动城市投资和消费需求增长,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经济水平增长和产业结构变动导致产业结构升级,带动能源消费增长.可见,在城市化发展道路的取向上,青岛、潍坊和日照3市实施的是先工业化后城市化的发展模式,而威海市的情况则正好相反.

作者由此得出结论,山东省是我国的经济大省,也是人口大省,正处于城市化发展快速阶段,能源结构差异比较大,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属于山东最重要的经济集聚区.正确处理好能源消费与城市化之间的关系,可以初步预估能源消费水平,提前预知和合理解决能源供求问题.这样有利于提高城市能源利用效率、降低对能源需求增长的依赖程度,实现节能减排的战略目标,促进城市的持续、健康发展；也有利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产业结构,实现区域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协调发展.

构建城市低龄老年人再就业的政策框架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管理学院的方芊博士在2013年第6期《社会科学研究》上发表题为“城市低龄老年人再就业促进研究――基于上海市的调查”一文,认为“积极老龄化”是全世界应对21世纪人口老龄化的政策框架.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在这一政策框架下促进老年人就业,通过包括物质激励、法规改革、改善工作环境、就业培训、营造老年人就业环境等诸多措施开发老年人力资源,取得了巨大成效.目前,我国老年人力资源理论还有待完善,城市老年人力资源开发仍处于分散、自发、不确定的状态；其价值评估、使用管理、权益保障体系还有待建立；政府的制度和政策还没有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激励机制和实施方案.同时,过时的退休制度也严重阻碍了城市老年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作者又认为,在人口老龄化这一不可逆转的大背景下,促进老年人尤其是城市低龄老年人再就业是大势所趋.因此现在不是考虑“是否应该推进其就业”,而是着眼于四方面对策来回答“如何推进”这一问题：一是转变观念,强化老年人再就业的意识.人口老龄化绝不是一种短期现象,那种“年轻”的社会已经一去不返,应该正视人口老龄化并适应人口老龄化,要重新定位老年人的社会角色.二是健全法制,为老年人再就业提供法律保障.要及时修改、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努力消除就业的年龄歧视,保障再就业老年人的应有权利.三是完善政策措施,提高老年人再就业的积极性.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应成立老年人再就业促进机构,指导协调、督查检查老年人再就业工作,制定相关的政策法规,把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对不适应新形势、新情况的一些规定及时修改完善,对一些政策空白点要认真研究补充.四是要建立新型退休制度,促进低龄老年人继续就业.新型退休制度的政策取向是开发老年人力资源,充分保护退休老年人的权益,同时考虑政府和社会养老的承受力,在时间上要逐步推进,在空间上要先从发达地区开始,保证社会大局稳定,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基于城市过剩通勤视域的职住平衡优化路径

同济大学道路与交通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教授杨超博士与学者汪超联名在2013年第11期《同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上发表题为“城市过剩通勤与职住平衡模型”一文,介绍了过剩通勤的概念.此概念最先由Hamilton在1982年提出,是指实际通勤与最小通勤的差值,1988年White在维持居住与就业空间分布不变的前提下,通过模拟居住与就业区位选择,提出了以通勤成本最小为目标的区域模型.区域模型的提出完成了过剩通勤的方法论从连续城市结构模型到区域模型的转变,1995年Merriman等对东京的过剩通勤进行实证分析,发现过剩通勤比例为15%.与此类似,1998年Frost等也对英国一些城市进行了实证研究.2002年Homer提出理论通勤最大值模型,理论通勤最大值与最小值刚好相反,表示城市居住与就业的离散程度.

作者认为,目前国内的城市总体规划中主要针对劳动人口与就业岗位规模的控制,而鲜有从过剩通勤的角度优化职住平衡的研究.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目前处在快速城镇化阶段,在新的城镇不断出现的同时,已有城市也在迅速扩张.在强调功能分区的总体规划思路下,对城市的职（即就业岗位）住（即居住地）平衡缺乏一定的考虑.职住失衡引发了长距离通勤交通加剧交通拥堵等问题,也增加了居民平均通勤距离与通勤时间,同时慢行交通的比例大幅减少,使得居民因缺乏必要的身体锻炼而引起健康问题.由于城市规模、功能以及等级等方面的差异,提出具有普适性的劳动人口与就业岗位最优增长分布模型是非常必要的,这也为科学地制定城市空间规划方案提供了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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