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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德育有关论文范文数据库,与中国传统生活德育的五个基本实践理路相关论文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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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之嫡子,年十三始入小学,见小节而践小义.二十入大学,见大节而践大义.此世子入学之期也.”《白虎通辟雍》章曰：“古者八岁入小学,始有识知,入学,学书计.十五成童,志明,入大学,学经术.”《汉书食货志》曰：“古者八岁入小学,学六甲五方书计之事,始知室家长幼之节.十五入大学,学先圣礼乐,而知朝廷君臣之礼.”到南宋时朱熹明确提出：“君子教人有序,先传以小者近者,而后教以大者远者.”[26]这种“序”具体到小学和大学,就是[27]：
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则自天子之元子、众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适子,与凡民俊秀,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
他认为小学和大学的内容应是一种逻辑的演进,“小学是事,如事君、事父兄等事.大学是发明此事之理,就上面讲究所以事君、事父兄等事是如何.”[28]“小学者,学其事；大学者,学其小学所学之事之所以”[29].由此可见,从小学到大学,学习的内容是由浅到深,由简单到复杂的.
朱熹又进一步指出不同学段实施不同的德育内容是“次第之当然”[30]：
学之大小,固有不同,然其为道则一而已.是以方其幼也,不习之于小学,则无以收其放心,养其德性,而为大学之基本.及其长也,不进之于大学,则无察其义理,措之事业而收小学之成功.是则学之大小所以不同,特以少长所习之异宜,而有高下、深浅、先后、缓急之殊等今使幼学之士,必先有以自尽乎洒扫、应对、进退之间,礼、乐、射、御、书、数之习,俟其既长,而后进乎明德亲民,以止于至善,是乃次第之当然,又何为而不可哉!
小学和大学德育内容的差异,也是学生生活的演进在道德教育中的反映.入小学者,所过主要是家庭生活和学校生活,所以道德教育仅需“知室家长幼之节”；入大学者,即将入仕为官,或步入社会,故需“知朝廷君臣之礼”.入小学者思维还处于懵懂之态,所以仅从事上磨练,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入大学者思维成熟,不仅日常习礼做事还要穷理,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由小学到大学,从“然”到“知其所以然.”.由此看来,中国传统德育不仅符合儿童生活的逻辑顺序,也符合儿童心理发展的顺序.
四、学为圣人,道德典范源于生活,高于生活
道德教育要有一定的目标,即把人培养到什么程度才是好的,理想的人是什么样的.中国传统教育把道德目标具体化为圣人这个道德典范,由此,德育目标获取了具体的形态.
圣人,人的最高境界或标准,不是高高在上的上帝,也不是玄虚不可及的神,而是人.来自生活又高于生活的圣人,是人经过努力可以达到的,其途径就是修养,追摹先圣.“圣人作为一种引导的目标,为人提供了精神发展的方向,使人始终受到理想的鼓舞,从而能够避免世俗的沉沦,不断实现精神的升华.”[31]因为圣人和普通人都是人,所以可学可为,孟子说：“圣人,与我同类者.”[32]285朱熹也说：“圣贤禀性与常人一同.既与常人一同,又安得不以圣贤为己任?”[33]荀子认为普通人经过积习可以达到圣人的境界,“圣人者,人之所积也”[24]91,所以,“涂之人可以为禹”[24]296孟子也认为“人皆可以为尧舜”[32]303.圣人与普通人一类,圣人“来自普遍人之中,而不是一种超验的存在,等圣人作为现想的人格典范,首先是现实社会中的一员,同样,在现实的我与理想的典范之间也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34]
尽管人皆可以成圣,反映了先民的道德自信,但是,圣人毕竟是“人伦之至也”[32]176,连后世被称为圣人的孔子都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12]76这不是孔子的自谦,因为在孔子看来尧舜离圣人也有距离：“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12]65圣人作为至善之人,给人感觉还是有些难以企及,为了增加实现的可能性,减少道德追求中的挫败感,在圣人之下又树立了“君子”的道德典范,“分别贤人君子与圣人历级而上”[35].君子是什么样的人呢?在儒家的话语中君子有现实生活的特征,孔子说：“文质彬彬,然后君子”[12]61“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12]41“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12]63“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12]9,孟子说：“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32]341相对于圣人,君子可以看作是理想人格的现实体现.它固然不如圣人那样尽善尽美,但也不像圣人那样难以企及,而是表现为一种现实生活中的典范.圣人作为人格的引导目标使个体始终具有超越的要求,并使理想的追求表现为一个未有止境的过程,那么,君子作为现实的人格典范则为人生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具体规范.[31]由普通人到君子到圣人,这种层次性的设计,便于道德修养逐级上升,可操作性强,也便于激发人的道德自信和道德追求.
道德典范,有理论中建构的圣人、君子,还有现实生活中的士人.在修身以图成为君子,追摹圣人的过程中,士人还要自身立范,注意对社会道德风尚的影响,也就是说在现实的生活中,自己也要注意成为百姓的道德典范,起到化民成俗的作用.“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24]76《学记》对学生提出了以身立教的要求：“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夫然后足以化民易俗.”[13]317梁启超也如是说：“道学之应用,全在有志之士以身为教,因以养成一世之风尚,造出所谓时代的精神者.”[5]170当然,可以以身立范的,绝不是懵懂待教的学童,而是学成之士,即“大成”之后的士人.新儒家梁漱溟也认为士人“读书明理”主持风教,给众人作表率,担当着社会教化,培植礼俗的社会功用[36].
士人成为老百姓的典范,这里有一个预设,就是经由学校培养出来的人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学校起到道德提升的作用,学校在传统社会有重要的道德担当,《学记》说：“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13]316同时,作为士人因为有这样的道德担当,也会加强道德自律和道德自觉,因其意思到“一举一动、一语一默,人皆化之以成风气”[37].在德育体系中,士人的道德修养受到百姓的推力和君子圣人的拉力,在下推和上拉合力作用下,士人对道德孜孜以求,士人成为整个道德体系建构中的中坚力量.“学而优则仕”,学校作为进身必经之路,为官者大多必先为学,由注重学德也保证了官德,相对于学德,官德对社会道德的风尚的影响更大更直接,所谓上行下效,“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堰”[12]129.其实,士人往往混迹于学界和政界,在朝为官,在野为学.
因此,中国传统德育在现实生活中形成了一个梯度的道德典范体系,士人―君子―圣人,人人有可以追随的典范,世人竞相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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