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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建国”,指的是发端于晚清民初,从作为天下中心的华夏,转化成为作为民族国家的中国的过程.中国的建国历程,经历过两次大革命,一是辛亥革命,一是共产革命.但是,对今天而言,建国问题仍然是一个富有争议的课题.中国自古以来看待群己关系,采取的是“身-家-国-天下”模式,其中的“国”,主要指朝代,而不是指现代意义的民族国家.当晚清遭遇作为民族国家的外国列强,“大清”转化成“中国”,仿造西方民族国家的方式,建立起自己的“中国”.而在这一过程中,起主导力量的是政治革命,但是,在晚清民初,有一批立根于传统经史之学的学者,提出了另外的建国思想.只不过后来的历史走上了另一条轨道,他们的立国之道被历史湮没,甚至被学术遗忘.重温他们的建国理想,或许对我们今天的思考有所裨益.

一、从天下主义到民族国家

晚清民国的建国历程,与传统社会的性质密切相关.梁漱溟先生在《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中,特辟一章言“中国是否一国家”,他以西方的民族国家为参照,说传统中国“不像国家”,理由一在“中国缺少国家应有之功能”,二在中国“缺乏国际对抗性”,三在中国“重文轻武,民不习兵,几于为‘无兵之国’”.四在“中国人传统观念中极度缺乏国家观念,而总爱说‘天下’”.[1]最后,梁先生说：“像今天我们常说的‘国家’、‘社会’等等,原非传统观念中有,而是海通以后新输入的观念.旧有‘国家’两字,并不代表今天这涵义,大致是指朝廷或皇室而说.”[2]

而在当时,梁启超甚至指出,中国没有“国名”.《中国史叙论》中说：“吾人所最惭愧者,莫如我国无国名一事.寻常通称,或曰诸夏,或曰汉人,或曰唐人,皆朝代名也；外人所称,或曰震旦,或曰支那,皆非我所自命名也.以夏、汉、唐等名吾史,则戾尊重国民之宗旨；以震旦、支那等名吾史,则失名从主人之公理.曰中国,曰中华,又未免自尊自大,贻讥旁观.虽然,以一姓之朝代而诬我国民,不可也；以外人之假定而诬我国民,犹之不可也.于三者俱失,万无得以,仍用吾人口头所习惯者,称之曰‘中国史’.虽嫌骄泰,然民族之各尊其国,今世界之通义耳.我同胞苟深察名实,亦未始非唤起精神之一法门也.”[3]

通过梁启超、梁漱溟的叙述,我们可以看到,在古人的观念中,“国家”是指一家一姓之王朝,“天下”是指仁义礼智信构成的文化.当清朝遭遇西方民族国家的挑战,人们逐渐发现,依靠家族不能自保,依靠朝廷不能自保,所以,只有向西方学习,建立一个民族国家,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才能让自己富强起来.二十世纪的第一个十年,现代民族国家意义上的“国家”、“国民”、“民族主义”,成为一时思想的关 键 词.梁启超以他的带着充沛感情的健笔,呼唤民族国家的诞生,呼唤公民公德的建立.1902年他在《新民丛报》发表《新民说》,大声疾呼：“今之世非昔之世,今之人非昔之人.昔者吾中国有部民而无国民,非不能为国民也,势使然也.吾国夙巍然屹立于大东,环列皆小蛮夷.与他方大国,未一交通,故我民常视其国为天下.耳目所接触,脑筋所濡染,圣哲所训示,祖宗所遗传,皆使之有可以为一个人之资格,有可以为一家人之资格,有可以为一乡一族人之资格,有可以为天下人之资格；而独无可以为一国国民之资格.夫国民之资格,虽未必有以远优于此数者,而以今日列国并立,弱肉强食,优胜劣败之时代,苟缺此资格,则决无以自立于天壤.”[4]

而清末民初所谓的建国历程,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中进行.清末立足传统经世之学的思想,主要是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古文经学至黄以周、孙诒让而达到巅峰,而今文经学由廖平、康有为而获得新生命.在辛亥革命之前,治两种学术的大师,对国体政体的改革与设计,比较复杂.古文方面,如张之洞、孙诒让诸人,皆以中体西用之说,主张君主立宪.而稍后像章太炎、刘师培等人,则以《春秋》夷夏之辨,主张政治革命.今文方面,康有为主张仿照日本、俄国实行君主立宪,并有孔教说之萌芽.而面对辛亥革命,经师之立国思想,有两种不同的方式,古文经学主张以历史塑造民族国家,而今文经学则将君主立宪与孔教相结合,塑造国家伦理.

二、古文经学与立国之本

古文经学共享的学术预设,是将经学视为历史.但是,这里所说的“历史”,不是今人以过去之事统称为“史”的历史,而是文明本身.古文经师以六经为史籍,六经是古典圣王之法的记载,因此可以说,经书即是史书,而且是最古老的史书.同时,经书在自汉至清之间,塑造了整个中华民族的文明,成为文明的源头.所以,经书不但是最古老的史书,而且是最重要的史书.

古文之经典要籍,其实主要有二种,一是《春秋左氏传》,一是《周官》.其他诸经典的地位,皆以此二者为核心而升降.晚清民国古文经学家,立学各有不同,而政治理念也有差别.而其共同之处,则在于通过历史塑造民族国家.在这方面,最典型的是章太炎.

章太炎的建国理想,最突出的特征,是以历史为基础,建立一个新国族的根基.中国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国家,最重要的原因是有共同的历史.章太炎《原经》言历史的重要,说到：

国之有史久远,则亡灭之难.[5]

是将“国史”与“兴亡”联系到一起.在章太炎心目中,民族国家的构建有两种方式,其《书序种姓》云：“方今欧美诸国,或主国民,或主族民.国民者凑政府,族民者凑种姓.”[6]所谓“国民”者,聚民以成国也.所谓“族民”者,聚族以成国也.而中国无疑是“主族民”者.在章太炎看来,中国要转化成为一个民族国家,这个民族国家的基础是历史,因为中国自古便是“历史民族”.章太炎说：“故今世种同者,古或异；种异者,古或同.要以有史为限断,则谓之历史民族,非其本始然也.”[7]也就是说,中国作为一所谓“历史民族”,不是依赖血统进行判断,而是正视历史上的种种民族融合,中国成立的基础,是一个多种性共同构建起来的历史文化体.章氏又云：“懿亦建国大陆之上,广员万里,黔首浩穰,其始故不一族.太昊以降,力政经营,并包殊族,使种姓合齐,以遵率王道者,数矣.文字政教既一,其始异者,其终且醇化.是故淳维、姜戎,出夏后、四岳也,窜而为异,即亦因而异之；冉朝蜀,瓯越朝会稽,驯而为同,同则亦同也.然则自有书契,以《世本》、《尧典》为断,庶方驳姓,悉为一宗,所谓历史民族然矣.”[8]以章氏之见,古代建国于大陆之上,幅员辽阔,百姓众多,一开始或者并不是同一族.但是,自远古的太昊之后,促进民族融合,使种姓齐一,同尊王教的时代,屡有发生.因为文字、政教统一,是故那些一开始并不相同的民族,也在民族融合过程中,遵从礼乐文明,而得以醇化.淳维族本出华夏,而渐不同华夏,成为匈奴.姜戎族本出四岳,而也渐不同于华夏,成为西戎之一支,此二族终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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