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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7;是华夏.而冉为西南蛮族,但朝觐蜀地而被中原文明披化,瓯越原为百越之一,朝觐会稽而为中原所披化,都是由蛮夷而进于华夏的例子.因此,以最古老的姓氏之书《世本》,及《尧典》“平章百姓”之言,可以作为“历史民族”的中国的根基所在.可以说,章太炎特别重视《世本》、《帝系》诸书,背后的思虑,正是为新的“中国”的构建,寻找种姓的根源.惟因如此,在章太炎的理论中,一个民族国家,因历史而成其为国家,也因国家而保护其历史.立国之道,即在历史,章氏《重刊古韵标准序》中曾云：
国于天地,必有与立,非独政教饬治而已,所以卫国性,类种族者,惟语言历史为亟.[9]
所谓语言历史,是保证一种文明的延续性最重要的基础.如果一种文明,丢弃了固有的语言,忘却了以往的历史,那么思想便会中止,文明便会断裂,而国便不成其为国.
三、今文经学与国家伦理
与古文经学将经视为历史不同,今文经学将经视为“常道”,正如皮锡瑞《经学历史》所言：“读孔子所作之经,当知孔子作《六经》之旨.孔子有帝王之德而无帝王之位,晚年知道不行,退而删定《六经》,以教万世.其微言大义实可为万世之准则.后之为人君者必遵孔子之教,乃足以治一国,所谓‘循之则治.违之则乱’.后之为士大夫者亦必遵孔子之教,乃足以治一身,所谓‘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此万世之公言,非一人之私论也.孔子之教何在?即在所作《六经》之内.故孔子为万世师表,《六经》即万世教科书.等故必以经为孔子作,始可以言经学.必知孔子作经以教万世之旨,始可以言经学.”[10]既然孔子是万世师表,则亦为现在之师表；《六经》为万世教科书,则亦为现在之教科书.这是今文经学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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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康有为建国理论最为密切相关的,是康氏的孔教论.早在辛亥革命之前,康氏的孔教论已经完全成熟,而辛亥革命之后“孔教会”的实践,只是康氏理论的一种可能性的演练而已.可以说,康子正是通过孔教,连结了经学与现实.
我们今天从宗教的意义上来理解孔教,常常会将它和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宗教并列,就如现在香港孔教会,将孔教与其他宗教平行.倘若如此,孔教与建国之间可以说毫无关系.但是,对康有为而言,孔教的意义,绝非宗教,而是为现代民族国家提供一种新的国家伦理.
在康有为的意义上理解孔教,那么孔教就是一种建国理论.康有为以后,人们以基督教为标准,而将孔教视为“宗教”,又以孔教会为标准,将孔教思想等同于孔教会,实在是一种误会.
今人谈孔教,常常是抽象地谈,而不注意康有为孔教思想的根基.事实上,孔教思想的根基,乃在于六经,而且是以《春秋》为核心的六经.六经之教,便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宗教之教,而是教化之教.在康有为看来,中国古代“孔教”的开始,乃是汉武帝、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我们今天要理解康有为,就是首先必须有一个前提性的认识,就是中国从来就是一个孔教国家,就是从董仲舒独尊儒术以后,中国就是一个孔教国家,这个意义上孔教天然就是国教,正如康有为给“教”进行中国化的解释时说：“夫教者,中国之名词.教者效也,凡学、觉、交、效、爻、孝,皆从此义.大意乃以二物相合,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一人先立一道术,后人从其道尔效之之云耳.中国既自有其教数千年,而《史记》秦扶苏称诸生皆效法孔子,汉武帝称诸子不在孔子之道者绝勿进,而学者束发读经,入学皆拜孔子,犹欧之奉耶,突厥、波斯之奉回.此中国数千年之实事,而非梦呓虚幻之言,虽愚者亦皆知之也.夫举国数千年皆尊奉其道而效之,不谓之有教、不谓之教主而谓何?”[11]通过康有为的解释,“教”不特指宗教,而是普遍的教化.而在教化的意义上,中国古代之赖以成立,文明之赖以延续,确实在于孔子之道.是故康有为后来《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中也说到：
“其有万里之广土,四万万之众民.故孔教与中国,结合二千年,人心风俗,浑合为一,如晶体然,故中国不泮然而瓦解也.若无孔教之大义,俗化之固结,各为他俗所变、他教所分,则中国亡已久矣.等故不立孔教为国教者,是自分亡其国也.改各国皆有其历史风俗之特别,以为立国之本；故有孔教乃有中国,散孔教是无中国矣.”[12]
康有为点明一个事实：古代中国如果没有孔子之教,早已瓦解亡灭,而现代立国如果不从孔子之教,同样会导致“无中国”.康有为把孔教视为中国的“国魂”.1913年7-8月,他在《中国颠危误在全法欧美而尽弃国粹说》一文中说到：“凡为国者,必有以自立也.其自立知道,自其政治教化风俗,深入其人民之心,化成其神思,融洽其肌肤,铸冶其群族,久而固结,习而相忘,谓之国魂.国无大小久暂,苟舍此乎,国不能立,以弱以凶,以夭以折.人失魂乎,非狂则死；国失魂乎,非狂则亡.此立国之公理,未有能外之者.”[13]
在历史上,孔教是古代中国的国魂,而在现实中,孔教更应该是作为民族国家的新中国之国魂.所谓国魂,即是一种统一的国家伦理.一个国家的立国之道,必有其正当性基础,这一正当性基础即是国家伦理.中国既然是一个历史国家,那么,这种正当性基础便建立在固有的历史文明基础之上.而在康有为看来,中国固有文明的核心,乃在于孔子之教.所以,作为民族国家的中国,也必须建立在孔子之教的基础之上.因此,他在《孔教会序》中说：“夫国所与立,民生所依,必有大教为之桢干,化于民俗,入于人心,奉以行止,死生以之,民乃可治,此非政事所能也.等今中国人所自以为中国者,岂徒谓禹域之山川,羲、轩之遗胄哉,岂非以中国有数千年之文明教化,有无量数只圣哲精英,融之化之,孕之育之,可歌可泣,可乐可观,此乃中国之魂,而令人缠绵爱慕于中国者哉.”[14]
同时,康有为一再强调,以孔教为国教,和现代宗教信仰自由并没有矛盾.他在《英国监布烈住大学华文总教习斋路士会见记》中写到：“盖他教虽各有神圣,而中国数千年民俗之宜、功德之盛,无有如孔子者,此为吾国国教也.民间乡曲,宜尽废淫祠而遍祀之,立诸生以同讲劝焉,一如欧美人之祠耶稣,立祭司、牧师也.等宜立儒教为国教,而其余听民之自由信仰,如欧人之以耶稣或天主为国教,而以其余听民之信奉自由也.”[15]他认为,这与孔教的特点有密切关系,孔教本来便不是神道教而是人道教,则不存在排斥他教的问题.康有为论孔教的特点说：“盖孔子之道,敷教在宽,故能兼容他教而无碍,不似他教必定一尊,不能不党同而伐异也.故以他教为国教,势不能不严定信教自由之法.若中国以儒为国教,二千年矣,听佛、道、回并行其中,实行信教自由久矣.然则尊孔子教,与信教自由何碍焉?”[16]甚至,康有为认为,信奉孔教和信奉其他教没有矛盾.他在1912年10月为孔教会所写的章程中说到：“孔子言敬敷五教在宽,孔子言人道,饮食男女,本不可离.既无人能离孔教者,则他教之精深新理,如佛教之养魂,耶、回之尊天,本为同条共贯.奉孔教者,凡蒙、藏之奉佛教,新疆、云南之奉回教者,不妨兼从.”[17]正是这种“敷教在宽”的孔教,可以成为国教.四,重新探讨建国问题
无论是章太炎,还是康有为,他们的建国理想,都业已被历史的尘灰所湮没.章太炎曾经热烈地支持革命,甚至连共和革命之后的“中华民国”这一名称,都是出于其手.但是革命之后他很快便发现共和政治中道德的失去,等到他晚年重新重视《孝经》、《大学》、《儒行》,以这几部经典来补救一时,却发现已经于事无补.
无论是康有为还是章太炎,都发现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事实,即中国的立国之道,必须建立在历史的基础上.只不过章太炎更重视大而化之的“历史文明”本身,而康有为一眼就看出历史文明的背后是“孔教”.中国不可能通过摆脱自身的历史而造出一个“新”中国,因此,要立国必须回到传统主流文明之中.如果一个具有漫长的文明的国家,没有最终在这个文明的基础上建立国家,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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