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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幅讽刺画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芝加哥的第一位黑人市长哈罗德华盛顿刚刚连任,却因心脏病发作突然去世.他在芝加哥的黑人社区中有着非常高的威望,所以他去世后不久,就开始流传一张海报,微笑着的他和耶稣一起飘浮在芝加哥城市的上空；海报的标题为“WorryYeNot".然而芝加哥艺术学院的一位学生大卫尼尔森却对此不以为然,他认为哈罗德华盛顿已经被神化,而这是不应该的.一九八八年春天,尼尔森正在申请一份年度奖学金,在为此申请所提交的作品中,他画了一幅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更为强调“人性之光”的哈罗德华盛顿的全身正面肖像,MirthandGirth（取自美国加州一个肥胖男性同性恋俱乐部的名称）.在这幅作品中,黑人市长面无表情,穿着白色的胸罩、丁字裤和吊带长筒袜,手上还握着一支铅笔.这幅画面的内容来源于一个传言,据说当华盛顿被送到医院的时候,医生们发现他笔挺的西装下穿着女性的内衣.另外,据市长的助理所说,他正是在弯腰去捡地上的一支铅笔的时候突然发病的.
一九八八年五月十一日,这幅作品与其他参与这次奖学金竞争的学生的作品一起开始在校内的一个空间中获得展出.这个展览并不对外开放,只针对本校师生和负责该奖项选拔的评委.然而展览于早晨刚刚开放,这幅作品立刻在参观者中引起了不满,有人开始给学校有关部门打,抱怨这幅作品是对这位受人尊敬的市长的亵渎.很快,消息传到了此时正在召开的市议会会议的现场,波比拉什议员即刻起草了一份决议,提出芝加哥市政府将在下一年度停止对芝加哥美术馆的财政拨款（芝加哥艺术学院为芝加哥美术馆所下设的学校,前者教务及其他事务的最终决定权归后者董事会决定）,除非美术馆立即为展出这幅作品道歉.议案中提到“大卫-尼尔森显然有着精神上的错乱和心智上的病态”,此议案当即获得通过.随后立即通过的另一个决议是,芝加哥美术馆必须立即从这个展览中撤除这幅作品.随着两份决议的通过,一群议员带上决议离开会场,直奔美术馆而去.
在警察和当地媒体的簇拥下,先到展览现场的两位议员（其中一位还向现场的其他人展示了他所携带的手枪）当场将作品从墙上取下,将画面对着墙摆在了地上.在他们离开的间隙,又有学生将作品挂回了墙上.之后到场的三位议员再次将作品从墙上取下,并试图带出学校,但在学校工作人员的阻止下,他们将作品带到了校长安东尼琼斯的办公室.此时的作品上已有了一条十三厘米长的裂痕,并且被包在了黄色牛皮纸中.一位议员威胁要在办公室中烧掉这幅作品,但被现场的一位警官阻止.在芝加哥警察总局直接给现场警察下令的情况下,三位议员在警察的保护下登上了正在门外等候的警车.警车在议员和学生以及民权组织互相对骂的阵势中缓缓离开现场,整个过程在当晚本地电视台的节目中获得转播.而那幅画被暂时扣在了警察局.
事件发生的第二天,美国民权自由联盟（ACLU）出面从警察局拿回了这幅画,还给了尼尔森.六月二十三日,ACLU代表尼尔森起诉了在电视转播中出现的三位带走画的议员,认为他们侵犯了由宪法第一、第四和第十四修正案所赋予尼尔森的自由表达和私人物品不受无理扣押的权利.这个案子的判定和申诉过程从地方法院一直到联邦法院,持续了近六年,各级法院均判定ACLU胜诉.一九九四年二月,联邦法院的终审裁定认为,官员并没有在私人区域中去取下一幅具有冒犯性的艺术作品的权力（芝加哥美术馆及艺术学院为私立机构）；同时尼尔森的画既不会引起“种族骚乱”,他本人也没有表现出这样的意愿.最后尼尔森为此获得了九万五千美金的补偿,这个赔偿的数值在同类诉讼中是很低的.这幅画从那以后从未被展示、销售和修补过；而芝加哥在这个事件中倒是取代波士顿戴上了“美国审查之都”的帽子（波士顿曾在1960年代因为威廉姆博罗的《裸体午餐》所引发的审查和诉讼而获得过这个称号）.
二、胜诉之后的致歉
笔者对上述案例的细致回顾,并非打算在此讨论美国的言论自由、民主政治或者法律体系等方面的话题.这个案例有意思的是,许多不同的个人和团体被牵扯了进来,其中包括艺术家、学校、议会、政府、法院、民权组织、学者、黑人组织和宗教团体等等.同时,在这场纷乱的争执中,每一方的卷入者都拿出了足以令人信服的、来自于道德和法律的理由.尽管法律最终给出了一个明确的判决,但实际上类似的事件之后也经常可以看到,而类似的争论也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上演.作为一名曾经在芝加哥艺术学院攻读“艺术管理与政策”专业,并且从事艺术相关工作多年的人,通过这个案例来了解、思考美国艺术机构在社会中的角色以及相关的话题,就具有特别丰富的解读可能.
从事件发生的那天起到六年后尘埃落定,芝加哥本地及全国媒体对其进行了密集的跟踪报道.同时在各种黑人组织、宗教组织、民权组织、学校、知识分子间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但不管这个过程在表面上看有多么纷繁复杂,我们可以很快分辨出围绕这一事件的种种争议无非是以下三个方面的相互纠缠：其一,尼尔森究竟该不该画这幅画；二,这幅作品该不该在校内获得展示；三,市议员们该不该强行拿下并带走这幅画.
毫无疑问,对以上三点中的两点,公众其实是有较为统一的认识的,并且也在诉讼过程中一再被确认.第一是尼尔森究竟应该画什么样的画,这是他个人的自由,受到第一修正案的保护,他人无权干涉.尽管整个事件从他的绘画开始,但这依然不能作为他的过失.事实上,在整个过程中,尼尔森的画并没有得到来自于专业领域的认可,没有任何人对画本身表示赞赏,在判决书上此画也仅仅被描述为一幅“具有冒犯性的作品”.在一次有一百名学生参与的公开讨论上,琼斯校长就公开表示,这幅作品“趣味低下,不应该获得展示”.尼尔森自己也曾表示,这并不是一幅他自己非常满意的作品.但是,在一份声明中尼尔森表示,他尊重哈罗德华盛顿这个人、这位市长和政治领袖,这幅画并不想攻击他、他的家庭或者他的支持者.“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作为一名艺术家我不能决定自己怎样去画一幅画.”其实讽刺画一直是尼尔森创作的兴趣所在,他也曾以自己的母亲及其他家人作为对象创作过讽刺画.所以你可以对他的画表示疑问,但并不能强制对他画什么、怎么画提出什么要求；第二个获得共识的点是,市议员们在现场的行为是错误的.尽管他们也提出了各种理由,包括在道德上对这幅画给予了严厉的批判,和对可能发生的“骚乱”的担心,但正如联邦法院判决书上所说的,“他们在学校的行为,就和你到别人家里,从墙上拿下一幅画,并威胁要烧毁它是一样的,是不能被接受的”.在此案例中,真正显得特别复杂甚至矛盾重重的倒是学校这个角色.最开始,是由于学校的相关工作及流程使这幅作品获得了至少半公开化的展示.而在事件爆发的当时,他们充当了艺术家和作品的保护者.可是在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美术馆董事会主席马歇尔菲尔德在董事会内达成一致意见――不再展示这幅作品.再之后他们在芝加哥的每一份大型日报上刊登正式的致歉声明,为这件作品的展示表示歉意,并且表示艺术家“不应该毁谤一位如此重要的领袖”.这里值得玩味的是,既然美术馆和学校是一个私人领域,法律为其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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