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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0;银花赛”的口述访谈和文献档案,分析这场社会动员背后的多种因素,呈现国家的经济政策如何与妇女解放的策略交织在一起,如何在推动妇女走向社会的同时制造并维持了社会性别差异和社会性别不平等.[33]对社会主义时期妇女的认识多是建立在与市场经济变化的对比之上的.有学者指出,很难用简单的话语概括两种体制对中国妇女就业和妇女发展的影响.正是因为有了计划时期的社会动员和赋予妇女就业政治意义,才使城市妇女的职业发展和经济社会地位的提高有了坚实的基础,特别是妇女大规模就业,在转变经济身份、提高妇女社会经济地位的同时,也对城市家庭“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性别分工模式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尽管时至今日,很多男性虽留恋“男主女从”的优越感,但他们已经不再愿意独自承担家庭赡养责任,这就形成了市场竞争和劳动力供过于求双重挤压下,支持妇女继续就业的最广泛的人文基础和群众基础,应当对前30年来国家强力推进妇女就业并给予女性与男性同等待遇的计划经济政治遗产给予充分的估价.[34]2.作为家庭和国家间的女性
家庭在中国社会有着特殊的重要意义,这在女性/性别社会学研究中显示出矛盾状况.一方面,女性与婚姻、家庭的联系显示出她们的集体价值和关爱价值,但这种价值又被社会所忽略,因此不少学者在呼唤社会对女性价值的重视.另一方面,从本体论的角度出发,女性只有从养育后代的“自然角色”中解放出来,才能走出性别困扰的最后堡垒,正是女性在家庭中的角色使其被排斥在公共领域之外.在这种矛盾心态下,有各种不同的理论探索.
（1）家庭利益掩盖性别利益的理论.这一观点认为,中国妇女的确享有较高的家庭地位,但它是对等级化劳动性别分工得到的补偿,妇女为她们在家庭中享受到的权利付出了高昂的社会代价,她们由此失去了在社会领域内发展的机会和应有的社会地位.妇女通过在家庭内部分工的自我牺牲,获得了丈夫在社会上的发展,并由此提高了家庭的社会地位和丈夫的尊重.但更重要的是自1949年以来实现的公共政策一直将家庭视为社会组织单位,福利也是以家庭为单位来组织,是家庭在应对社会的资源紧缺和各种结构限制,这迫使家庭在外力的限定下成为一个利益共同体,发展出积极的家庭行动策略.此时,性别差异和性别利益常常会消失在家庭利益之中,而其结果是家庭机制进一步强化了家庭内部等级化的性别分工,并延续至社会,加剧了社会的性别不平等.[35]
（2）夫妻交换原则理论.对以家为本位的中国人来说,夫妻观念不是建立在经济资源的对等交换上,而是根据夫妻双方对家庭的贡献.家庭贡献的尺度是按照性别规范来衡量的.中国城市家庭的性别规范是男人以养家为主,女人以持家为主.当然,这也取决于夫妻间的依赖程度,如果依赖程度减弱,那么市场经济中的直接交换也许会逐渐取代非市场经济中的间接交换.第一,既要分析家务分工,还要注意夫妻对抚养角色的认同.对夫妻来说,家务劳动上的差距并不见得意味着不平等,这取决于夫妻如何对待“扶养”角色的分工,二者要联系起来看.只要传统的性别分工格局不彻底打破,家务负担的轻重就不会被用来作为衡量平等的主要指标.第二,要将家庭决策权和个人决策权加以区分.由于家本位家庭中的家庭决策权带有为全家服务的“操心”成分,夫妻平等与否不应完全按照权力大小来划分,而要看它是主动权还是被动权.或许应当使用个人自主权.第三,在变迁社会,要将家本位与个人本位的夫妻关系区分开,因为它反映了不同的夫妻交换原则和平等概念,夫妻之间的感情和信任程度也会影响其交换方式及交换原则.[36]
(三)身体、性别与国家
从性别视角出发看,身份是被国家、工作、劳动力市场建构着的.有研究指出,社会性别等级制度和父权制规范并非以强制方式发挥作用,而是通过在长期社会化过程中对身体的性别塑造成就高下之分的身体,并最终复制社会性别等级制度.[37]对职业健康的研究显示出性别意义,因为女性的身体对其履行性别角色所赋予的责任比男性有更重要的意义,这是金钱所无法补偿的.两性间的职业隔离可以看到雇主对女工的偏好,女孩的年龄优势和劳动力价格的低廉,她们更因此忍受单调的长时间工作.[38](P38-100)
以计划生育的国家政策为例,有关身体、生殖健康等一系列话题在性别视角下重新被讨论.以生育健康看,它不仅是妇女的健康,还能看出性别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对人的健康的作用.[39]妇女是在为国家承担着计划生育的重任.有研究认为,妇女的生殖健康状况取决于其日常的个人卫生保健习惯以及充分利用医疗卫生保健服务的能力.从中国农村贫困地区的妇幼保健服务供给看,现行制度无法有效管理农村贫困地区母婴健康风险.[40]
当在艾滋病干预研究中加入了性别视角时就会看到,在地区、城乡、社会群体及两性之间制度与结构性不平等之中的权力问题,从根本上讲是人权和社会公正问题.农村女性的边缘化、女性身体的商品化、保健瘫痪对农村妇女健康的影响等,这些男女不平等的政治特性要求对艾滋病挑战做出超越保健部门的以社会公正为原则的政治回应.[41]
(四)个体能动性：关注女性的经验
当关注女性经验时,社会学概念可以被重构,如女性的职业发展可被重新定义为人们获取政治资源、经济资源和社会关系资源能力的增长.在这一认识框架下,女性无论是从事正规还是非正规劳动都获得了自我发展空间.[42]国家的经济政策会给妇女和家庭带来直接和间接压力；个人和家庭对经济政策的回应也会反作用于经济政策.[43](P4-39)
1.两条并存的路径：异化与抗争
对中国妇女来说,社会主义男女平等的解放之路一直给女性带来复杂的影响,既有国家、市场和家庭对女性异化的一面,也有女性获得激励、发展的一面.自1949年以来中国女工的工作史就是这样的写照.[44]
在市场经济中,白领在工作场所的工作压力既造成两性性别意识的压抑,又能够使女性在工作中获得成就感,接受独立奋斗的观念,摒弃女性意识.这种看似“去性别化”的工作状态,既是资本主义工作过程对女性的异化,也是女性在异化中获得独立的过程.[45]
打工妹们的反抗也有同样的特点,不能将其斗争简化为政治化的“阶级斗争”,因为深陷三重压迫中的打工妹们是以其自身的阶级经验来抗争.打工妹们作为主体还要努力抵抗国家与市场力量的侵蚀.这种个体经验要求她们实现自我定位.从这个实现开始,一个人决定以集体的或者个体的方式采取行动,是主体权利的掌控.她们的社会抗争既是打工者对制度和资本的反抗,也是女性对父权制文化的挑战.[22]有也学者指出,中国女工正在以一个阶层的面貌出现.[46]
在非正规劳动力市场中,女性的就业状况也有类似的特点.一方面,市场转型中,女性被迫进入到非正规劳动力市场中.[47]对保姆的研究发现,转型社会中等级制与社会主义民主平等思想这两种传统并存,一是等级制的传统,体现为“主人―家奴式”关系,是典型的阶级关系的体现.同时,也有“新社会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传统印记,保姆服务需求正日益市民化.[48](P25-47)
2.女性经验的拓展
一项对50位乡村女性管理者的研究,将女性个人的经历放到中国农村社会变迁的背景中,发现这些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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