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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思想性和人文性风靡南北文化圈.曾经是潘石屹、冯仑领导的风险投资家王功权,喜欢吟风弄月,除了微博里间歇露几手填词功夫,私下里亦赞助一家古诗词网站.在微博里,他自称“一个商人加半个文人”.熬吧读书会的创始人柳中谦本身藏书丰富,平日亦资助一本在长沙文艺青年中颇有影响力的电子杂志―《艺文志》等公允地讲,这些企业家,在创富之前就受过高等教育,对思维能力与表达方式有着偏爱；创富期间,知识为其助力,思想让其出众；事业有成后,特别看重书本的价值、思想的分享.2010年到2011年,是中国企业界权力者退隐的两年.冯仑卸任董事长,王石游学,柳传志交棒等尽管任志强调侃“老冯不是退休,只是换了张床,换了个睡觉的姿势”,但不能否认,这些资本大佬愿意开始人生的另一行程.王石的游学心得不时出现在个人微博、企业内刊或财经媒体上,冯仑出版了新书《理想丰满》,柳传志的文章散见媒体.是到了人生要总结、经验要分享的年纪了.
2011年圣诞节前后,连一向严肃刻板的华为公司总裁任正非也按捺不住,在公司内部发表《一江春水向东流》一文,首次披露了华为成立二十多年来自己的心路历程,文中谈及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及对将来公司治理的安排.
“今天中国的制度还有很多需要改进和改革的地方,但我们肯定也不希望中国出任何问题,我们希望的是改革,而不是革命.”联想控股董事长柳传志最近在知名时政类媒体上发表《大时代成就企业家》一文,谈及民营企业家在当前的作为,就是“让社会空气和谐湿润”,这是“最重要的,是我们最尽力的”.类似柳传志这样在大众媒体发表对时务的见解,更多的是一种表态与象征,它是精英阶层愈发重视的“武器”.
每一个成功的企业家背后,都有一种自我圆通、解释世界的价值观.而价值观的传播,无疑是自我实现的最优方案.退隐者最集中体现着这一观念.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碰到了深藏于中国读书人内心的“三不朽”（立功、立德、立言）敏感地带,传统与现代,在此处相逢,电光火石,绝妙共鸣.他们当然需要倾听,需要重新在这个世界划定不是由金钱与物质就能确定的口碑与地位、声音与美誉.
“92派”的崛起与独立意识
1988年春天,27岁的王功权从吉林省委机关宣传部辞职,结束了一个体制内的小公务员按部就班的人生故事,他要去海南去寻找人生大梦.他居然一不小心,成为吉林省改革开放以来正式辞去职务的第一人.1991年,王功权与冯仑、刘军创立海南农业高科技投资公司(万通前身),王功权是法定代表人、总经理,冯仑与刘军是副董事长,王启富是办公室主任,易小迪任总经理助理,后来加入的潘石屹主管财务.此为江湖上赫赫有名的“万通六君子”.
几经周折,尽管“六君子”各奔东西,但各自成为“豪杰”.媒体上一度沉寂的王功权因名动江湖的“私奔”,再度闯入舆论中心.但这个已身为投资大佬的企业家,对自己的认识却是“理性的商人、感性的公民”.他曾在接受媒体访问时称,自己经商多年,时常会感到知识分子的人文和商业理性的冲突,这种冲突让他很痛苦.他常常会从一个知识分子文人的角度而非商业的角度去想很多,内心深处的那种对生命的悲悯,常常会和无情的商业决定产生尖锐的冲突.
泰康人寿董事长兼CEO陈东升是“92派”这个名词的发明者.“92派”专指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成长起来的一批企业家.1992年,一大批在政府机构、科研院所工作的知识分子受南巡讲话的影响,纷纷主动下海创业,形成了以陈东升、田源、毛振华、郭凡生、冯仑、王功权、潘石屹、易小迪等为代表的企业家.
他们在时代潮流的冲击下经历过太多的选择与挣扎,他们对精神生活的看重甚于财富生活.王功权曾发微博建议当代青年公民“在一片浮躁的‘快餐文化’氛围里,能与众不同地静下心来,读一些有思想和文学深度的大部头经典著作,提高自己的思想能力和人格气质；在一片缺少坚守的环境里,宁可个人利益和机会上有所失,也独善其身,绝不与专制权力和特权腐败合谋,不同流合污”.
清华研究生,毕业后在海南闯荡过、后来成为知名商业观察家的伍继延记得很清楚,那时他任职的海南省体改办,硕士生易小迪曾经在那里实习,潘石屹则是当时挂靠在体改办下的一家公司的常务副总.伍继言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这群当年戴着“红帽子”（任职于政府机构）和“黑帽子”（工作于学术机构）的人,受过良好的教育,在“黄帽子”（市场经济）的诱惑下,学而优则仕,进而学而优则商,“也许他们相信在商业中能收获到独立与尊严.”海南于是成为“92派”的圣地,“我形容为抗战中的延安.”,
伍继延称,这群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衣食无忧后,对现状既满意又不满意,“因为现在的选择,和年轻的梦想有着很大的距离.”于是面临“集体中年危机”,每个人根据自己掌握的条件,进行各自的突破.他们更重视文化的价值.他们要么主动出击,写书著书,干预公共时务；要么赞助文化机构或撰文,做文化思想的沉默推动者；要么推动商会建设,以此催进公民社会的发展.
大佬的天下情怀与现代精神
2007年,招商局集团董事长秦晓拿出上百万与何迪在香港成立了博源基金会.秦晓任理事长,何迪任总干事.何迪是前瑞银投资银行副主席,前农业部长何康之子,也是秦晓一起长大的好友.
出身高干家庭,曾为政治局委员宋任穷的秘书秦晓计划是利用博源的平台做中长期中国社会和经济转型研究.金融风暴之后,市场上各种噪音很多.他们想把代表市场的经济学家集中起来,让决策部门听到真正代表市场的观点.博源基金会开展活动的形式有：组织、支援研究课题,召集年度论坛,组织年度专题讲座及出版专著及论文集等.基金会以自己组织参与研究课题为主,同时也向外部研究机构及个人提供经费,资助符合基金会研究方向的课题.
除了经济、金融话题外,秦晓发起了一场中国现代性话题的讨论,他出人意料地呼吁一场新的启蒙,呼唤社会认同普世价值,并重新审视中国模式论.
秦晓从一个商人突然变为耀眼的公众人物,始于他在清华百年校庆上的演讲.那时他在演讲中并没有恭维地说些套话,而是大谈大学的功能与大学生的使命,并强调：“社会转型不是中国语境中的‘现代化建设’、‘国强民富’、‘大国崛起’,而是现代性社会的构建.现代性社会是相对于传统社会而言的,它的主要标志是以‘启蒙价值’,即自由、理性、个人权利为价值支撑的,以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为制度框架的民族国家.”
一位接近秦晓的人士说：“博源并不是秦晓心力最集中所在,但这是他的平台.”相比于其他企业家,秦晓,这个自诩为体制内的改革者,在影响公共事务的路上,走得更有章法、更为明确.
据媒体报道,秦晓的一位朋友如此解释秦晓的转型：家庭出身与时代际遇注定了他关注的话题绝不局限在一家企业上；个人秉性让他十几岁时就已思考国家前途并介入其中,加上曾经的中南海经历,都会让他把目光投向更宏大的视野.这是一种接班人情怀的延续.
秦晓以博源基金会的形式,部分地释放了个人关注社会的情怀.
而基金会在国外有着悠久的历史,它是资本大佬影响社会的重要方式.基金会的好处在于,专业的事情交予专业的团队或人去办,而企业家,则不介入公益平台的维系与发展的具体事务中去.企业家只是单纯的出资人,一个赞助项目的关注者.但注册基金会运作这类项目,似乎不太符合国内这些喜欢亲力亲为、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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