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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40;引介方面,结合本国国情的理论研究仅取得了零星的研究成果,完整的学科体系尚未建立.且在引介国外理论时偏重北美理论的介绍,相对忽视了欧洲、拉美等地的理论发展,未能展示出世界范围内传播政治经济学派的全貌.

二、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产业研究

我国传媒业现状分析及发展建议

目前我国占主导地位的媒介研究往往局限于从内容、形式等层面在媒体行业内进行对策性研究,而忽视了媒体所处的宏观政治经济结构及其影响.传播政治经济学以开阔的理论视野为媒介研究提供了全新的批判视角,一些学者从这一视角出发,对我国传媒业现状及发展趋势做出了深刻的分析.

黄清源从微博商品化的运营模式着手分析,发现资本和权力对微博的控制力量仍在维系.但是,微博的技术特性使得这种社会媒体能够对既有控制进行消解,为公众享有更广泛的知情权和更广阔的自由表达提供可能,进而对公共生活产生积极的影响[16].

蔡骐、谢莹阐述了网络恶搞文化中受众主体性所受到的结构限制,他们认为,在经济主导的现代消费社会,技术提供的解放性遭遇社会结构的制约性,能动的主体难逃商品化命运[17].

刘燕南和文卫华从受众权益角度分析了电视互动节目中的“三次售卖”现象,他们认为今天的互动类节目在传统的媒介、受众、广告商的三角关系中挤进了一个新的利益体――服务提供商.媒体通过与服务商一同分享观众参与的利润,实现了由“二次售卖”到“三次售卖”的进化[18].

罗锋审视了我国的出版贸易逆差,认为应将其置于世界政治经济框架内进行考察,它的形成缘于“中心―边缘”的世界结构体系,要想转变出版贸易逆差,必须努力重构政治经济与信息传播新秩序[19].

胡冀青和汪睿对新闻专业主义进行了批判,他们认为,新闻专业主义是一种媒体企业经营管理的理念与方式,但为了掩盖其高度功利性的实际功能,它通常被标榜为新闻业的职业操守和最高信仰.当代公民新闻对新闻专业主义的挑战实际是对传统的新闻管理模式的挑战[20].

曹晋和杨琪对版权文化进行分析,对版权贸易的商品经济力量如何服务于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以及如何阻止知识产权的资本扩张进行了探讨[21].

黄典林解读了“限娱令”背后的政治经济张力,认为“限娱令”和其他类似的政策举措及其导致的产业实践的调整和社会影响,都可以看作是当前传媒制度安排中,媒体事业属性所定义的政治功能和社会效益与传媒运营方式的市场化所带来的巨大经济冲动这两种具有不同倾向的力量之间冲突关系的一种呈现[22].

国际视域下的传媒业发展研究

宋晶以中国和印度两个第三世界国家对社会冲突的媒体再现为例,考察了不同媒介体制下政治制度和市场驱动如何错综复杂地影响媒介产制和媒介内容[23].赵月枝分析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美广播电视宏观管理中以市场化为核心的一系列改革的原因、过程、影响以及市场化与公众利益、传播系统民主化的关系[24].冯建三引述和讨论了韩国和委内瑞拉的另类传播现象,并强调了对另类媒介的兴起、运作条件及脉络、成就与局限进行评估的重要意义[25].吴晓迪研究了美国广播电视业所有权集中化的现象,分析了这一现象的逻辑、冲突及后果,并审视了其对我国的启示[26].

由上述分析可知,我国学者较多的运用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审视国内传媒业的发展状况,而对国际形势关注较少.并且国内的产业研究只是蜻蜓点水式的局限于某一个案或个别领域,虽有少数鞭辟入里的分析,但大多是搬用国外理论的泛泛而谈,缺少对我国特殊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及社会权力关系的深入研究.

三、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社会发展研究

传播政治经济学作为一种追求社会公正和公平的道德哲学,其目标是“挑战不平等的社会权力关系,深化民主和提高人类的解放程度”[27].因而,它不仅关注传媒业自身的结构和历史,并且将视野扩展到了全球化、公民权利等社会议题.王殿英认为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正在侵蚀公民权利的完整性,阻碍公民权利的实现：媒介私有化限制了公民传播权资源；媒介市场化使市场理论取代公共利益；媒介自由化导致媒介垄断；媒介全球化侵害了落后民族国家的国家利益和公民权利[28].刘晓红从主体、载体和范围、内涵等各方面介绍了传播政治经济学话语中的“公共领域”这一概念,并分析了媒介私有化对公共领域的威胁[29].蔡骐从传播政治经济的核心概念“权力”出发,指出追求利润的本性决定了大众媒介必然从自身利益出发周旋于政治与经济的权力体系中.媒介不可能在与政府、企业的关系上保持中立或是超越社会利益的冲突.新型传播技术与政治经济基础权力相结合,将对现代社会人的精神进行更为巧妙的操纵和控制.由此,受众作为公民的权利正在步步流逝[30].赵月枝和罗伯特A汉凯特从跨学科和跨文化的视角探讨了媒体全球化和媒体民主化的发展过程、不同国家背景下的表现及存在的悖论、问题和矛盾[31].四、总结

通过对中国大陆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成果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出传播政治经济学在大陆的发展仍停留于初级阶段.在理论本体方面局限于国外尤其是北美理论的引介,尚未建立起基于我国特定的政治经济条件和社会权力结构的理论框架体系.在产业研究方面,虽然提出了有别于主流结构功能主义学派的新范式,显示出该学派理论的独特性和深刻性,但研究范围的广度和研究问题的深度仍有待加强,且由于本土化理论框架体系的缺失,套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形成的理论往往不能准确的分析出我国传播领域存在的问题.在社会发展研究方面,学者们对于阶级结构、公民权利等问题的关注显示出该学派开阔的学术视野和高远的价值追求,但传播政治经济学强调社会实践性,相较于国外学者,中国学者较少参与媒体改革等抗争和替代性传播实践,且学术成果对传播实践的影响力有限.

上述问题的存在主要缘于传播政治经济学在我国大陆起步较晚,发展较慢,一直处于学术地带的边缘,研究群体和研究力量不足.这一方面是因为我国的政治、社会环境等条件对传播政治经济学有所限制,另一方面因为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需要建立在深厚而广泛的知识积累之上,需要对问题进行跨学科、多视角的深入分析,而我国学者在这方面准备不足.但是随着中国大陆社会开放程度和多样化程度的提高,以及传播学自身的蓬勃发展,我们相信上述限制条件将会逐渐消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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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郭镇之.席勒――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批判领袖[J].国际新闻界,20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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