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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学”是一个相当宽泛的概念,从横的方面说,它是包括理学、宗教、经学、史学及教育等在内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赵宋一朝学术文化之总汇.早在1937年,夏君虞撰《宋学概要》（商务印书馆出版）即认义理学、象数学、功利学、历史学、文献学、杂学为宋学之主要关目.从纵的视角看,宋学是儒家传统文化吸纳隋唐以来多元文化精华而在新时期经过创造性整合转化出来的一个新的学术思想派别,它的基本特质是向义理的纵深处进行探索,力求突破前代儒家过于注重章句训诂之学的学风,故而是以后者为特质的汉学的对立物.① 不过,宋学并非仅仅是一种与汉学迥然不同的新学风,而是中国传统社会成熟的庞大的学术文化体系,它以一种“包举宇内,囊括天下”的气概,上承两汉,下启明清,钱穆有言：“治近代学术者当自何始?曰：必始于宋.何以当始于宋?曰：近世揭橥汉学之名以与宋学敌,不知宋学,则无以平汉宋之是非.等（清代）汉学诸家之高下浅深,亦往往视其所得于宋学之高下浅深以为判.”② 然而,这样一种博大精深的学术体系居然长期以来得不到系统、详尽的研究,学界或注重历史上形成完整的逻辑体系的观念形态的研究,是称思想史,③ 或从文化史的角度予以审视.④ 尚未见从学术渊源、流变、解释、影响的角度论证宋学的内容与形式及其互动关系的学术史著作.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朱汉民教授领衔撰述的《中国学术史宋元卷》（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的问世,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憾.此部著作内容之系统宏富,史料之翔实,论述之精当均无愧于二十一世纪第一部宋元学术史之地位.具体而论,《中国学术史宋元卷》最为突出的优点即在于它的系统性与创新性.

如前所述,宋学一方面就是赵宋一代学术文化之总和,以前的学术专著,或仅以一个层面为主题进行申论,或受制于时限,鲜有贯通宋元两朝,以“宋学”为一综合的学术文化体系,作全方位、多角度、多层次审视的系统学术专著,这就难免影响到学人对宋学流变及其与后世学术文化之演进关系的了解,而《中国学术史宋元卷》突破了这一学术研究中的瓶颈,对宋元两朝的学术思想及其流派作了系统的概括与总结.就理学思想体系而言,该书对所谓濂、洛、关、闽诸学派及湖湘学派与元代理学作了贯通性的论述自不待言,且对北宋时与理学诸派相颉颃的苏氏蜀学与荆公新学也特辟专章予以论证,南宋时横空出世,与自许为理学正宗朱熹反复论辩的象山学派和浙东事功学派也受到特别的关注.经学在中国专制社会具备着意识形态中心与学术思想流派的双重本质,其自身即构成中国学术史之主干,宋代经学较之汉唐重家法、师承及注疏有着极大的差异,他们突出地强调义理,一切以义理为权衡,对于不合“理”的经典与注疏,敢于大胆地怀疑和否定,他们事实上是将经学问题演化为、升格为儒学的理论问题,将具有特定学术内容的经学问题,转变为具有一般理论意义或内涵的儒学问题加以论述,宋代经学的这种嬗变与特点,此书特辟专章给以申论,立论新颖,表述精当.另,宋儒治经,以《春秋》为最,据《宋史艺文志》所载录,宋人治《春秋》,共有著作242部,2799卷.《春秋》经学的盛行,推动了其他经学门类的发展,助长了与汉学迥异的宋学的成熟,且对宋代史学学术思想的发展有直接的影响,无论是欧阳修的《新五代史》还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抑或是范祖禹的《唐鉴》和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均声言是效法《春秋》.所以,此书特辟一章,专门论述宋代的《春秋》学,总结了《春秋》学在宋代兴盛的原因、特点和影响,内容详赡,填补了以往思想学术史中的一项空白.《易》学同样为宋儒所重,自庆历至熙宁四十年间,濂、洛、关、蜀、郑、新六学并世而出,周敦颐、邵雍、王安石、张载、司马光、程颢、程颐、苏轼八大易学家各自成说,确为宋学营垒的一道文化胜景.此书不仅全面论述了北宋《易》学中义理派大家的思想内涵,而且对以陈抟、邵雍为主的《易》学系数派亦有专门的分析介绍.钱穆认为,宋学精神之所寄托在于书院,⑤ 盖书院对创通经义、培育人才、酿就士风、学风颇有力焉,而这种重要性又完全为治学术史与思想史者所轻忽,此书著者有见于此,专门论述了宋代书院与理学的关系,阐述了理学家是如何将其学术思想渗透到书院教育中去以及理学学术思想又是如何通过书院而获得进一步发展的.宋代历史学的繁荣,远迈汉唐,傲视明清,是古代史学史上的巅峰.《中国学术史宋元卷》不惜笔墨,以四个章目的篇幅对有宋一代史学学术成就做了全面、系统的审读,其阐论略人所详,又详人所略,颇有独到心解之处.如前所述,文献学亦为宋学之一说重要关目,其中目录学更以其“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功,备受各种层次学者的重视,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此书“宋代目录学”一章,篇幅几达四万余字,内容极为精审,视之为一部小型的宋代目录学史亦不为过.常见的学术史与思想史专著,往往弃宗教于不顾,仿佛那是另一门类的内容,《中国学术史宋元卷》则以博大的胸襟容纳了同属“宋学”阵营的宗教学术思想,它对宋代禅宗与宋元内丹学学术与思想精蕴的阐发,可使我们全面地了解“宋学”的整体风貌.宋元时代的科学技术在世界范围内独领风骚,但学术史是否应将自然科学的内容包涵在内,学界向来是有争议的,李学勤认为科技应算在学术以内,应是学术史论述的对象.⑥ 《中国学术史宋元卷》的著者对此作了大胆的尝试,以三个章目的篇幅对宋元时期的数学、天文学、兵学、医学、农学、地学等科学技术成就及学术渊源、传播做了详尽系统的叙述,是该时期中国科学技术学术思想的总结性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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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样系统、全面的阐述基础上,著者对宋元学术的主要特征作了精辟的概括,认为儒学主体地位的重新确立,义理之学定型并产生深远影响和儒、佛、道的融合与归一是该时期学术的主要特征.正因为有第一种特征,所以我们就可以理解作为宋学重要组成部分的理学何以在曲折的发展过程中逐步成为占据中国专制社会后期绝对主导思想地位达六百年之久的思想形态.正因为义理学的定型,故而宋学中无论经学和文学都表现出一种理论探索的兴趣,以致于今人将求“理”看作是宋人的一大爱好.⑦而又有一种观点仅将宋学视作与汉学对立的新思路与新学风.⑧ 第三种特征则既保证了儒学主体地位的确立,又使佛道思想转向平民化和伦理化,义理的色彩也得以鲜明起来.

这部篇幅庞大的学术著作（７１万字）,史料详赡,议论蜂起,其中创新之处颇多,这些新颖的立论和观点是此书学术价值的又一体现.众所周知,常见的思想史与哲学史著作在宋元部分的开篇提及的第一位人物往往是周敦颐.但是,我们若是以时代思潮的眼光来考察,周氏实不能享有这种地位.以周敦颐为“理学开山”,是朱熹为突出强调自己所师承的那条学术途径才是真正上承孔孟之道统而在《伊洛渊源录》中首先提出来的.之后,经由《宋史道学传》的推行,再加上南宋以来历代统治者无不奉程朱理学为正统,朱熹的这一说法才为学界所广泛接受,直至今日,这个传统观点仍在一定程度上发生着作用,影响着学者的研究.应该说,周敦颐思想学说对后世的重大影响并不等于他在当时就具有同样重大和深刻的影响,其在后世理学家心目中的重要的学术地位并不等于他在当时就享有如此重要的学术地位.事实上,对宋学（包括理学）的兴起有直接影响作用的人物不下十余人,欧阳修即是至关重要的一位.《中国学术史宋元卷》的著者有见于是,将“欧阳修对宋代史学的开拓意义”置于全书的第一章,并将“宋学的开创者”的桂冠赠给了这位具有卓绝之才识,宏阔之器局,开一代风气的人物.无论是对其疑古惑经态度的肯定还是对其通经致用、文以载道学风的申论,均在于确立欧阳修宋学巨擘之地位.作为开一代风气的历史学家,欧阳修将一种理性定义的新潮流自觉地导入历史研究.他视纲常伦理为支配历史兴亡之“道”,并将纲常伦理这个概念浓缩为“理”,认为正是“理”支配着历史的演进,这一点,在中国思想史上影响深远,从本体论层面对理学的形成产生巨大的影响,而他的“穷理”之学,更是宋代格物穷理认知方式的肇始.有见于是,《中国学术史宋元卷》对欧阳修史学思想及影响的阐述是很到位的,著者从史学入手,肯定了欧阳修在当时思想界的地位,那就是理性定义思潮的真正倡导者与组织者,“欧阳修是开北宋这种一代风气（文学、学风、思想之风）的首领人物,可惜注意研究得太少.”⑨ 这种遗憾,此书做了有益的弥补.

《周易》作为群经之首,其地位之重要,影响之深远,生命力之强大,覆盖面之广泛,是其他中国文化典籍所不可比拟的,而其奇妙的形上智慧,精深的人文睿智更为历代哲人所持重.宋学中的《易》学流派,不外乎义理、象数两派,前者创始于胡瑗《周易口义》,大成于程颐《周易程氏传》,北宋五子,都精于《易》.后者肇端于陈抟,大成于邵雍.《易》学对理学形成有莫大的关系,理学的许多概念均渊自《周易》,是为学人耳熟能详.然而,道家、道教《易》学研究对宋代理学之影响,却往往不在学人研究视界之内.《中国学术史宋元卷》于此颇有独到、新颖的论述.著者从北宋学者以老、庄解《易》入手,指出道家专用的或使用较多的某些范畴为宋明理学家所沿袭,如“无极”、“主静”、“无为”等,足以说明道家思想对宋明理学之深层影响.而道教《易》学研究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宋代《易》学象数派的研究路数,陈抟思想之精义与《周易参同契》有关,而象数派中的某些人物（如邵雍）本身就是理学中人,其象数之学也是理学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说到道家、道教对理学形成的影响,我们往往可以通过《易》学研究这一通道了解到大部信息.

书院萌芽于唐代,发展于北宋,大盛于南宋.两宋学术史上的一个独特现象就是书院与理学的结合.但是,以往的学术史或思想史专著,却对此熟视无睹,没有意识到其中潜存的巨大的学术史价值.《中国学术史宋元卷》的著者匠心独运,从论析宋代书院与理学的结合入手,既分析了理学对书院的影响,又阐明了书院对理学学术的促进,认为书院中的理学学术活动（包括著述、学术讨论和学派创建）是帮助理学获取南宋以降绝对主导思想地位的重要因素.这方面的论证,著者实际上运用了学术史、思想史与教育史、社会史互动的理论范式全面深刻地说明了学术传递与书院教育之间的关系.

无庸讳言,作为一部七十多万字的宏篇巨制,《中国学术史宋元卷》也不可能没有值得商榷的地方.首先,在体例上,有些不够精审的地方,如将第九章“郑樵与《通志》”置于第十章“沈括与《梦溪笔谈》”之前,显然,按时序来说,二者当对调为是.书中引文,引用前人及时贤著述第一次出现时应在脚注中注明出版单位与时间（古籍应注明版本）,但此书却前后不够统一,有些地方注明,但大多未注明.而全书末尾所列主要引用书目仅五十余种（《正统道藏》不计）,远未涵盖正文引用书目,这就给学人在阅读此书后的引文核对造成很大的麻烦.其次,在内容上,还有些令人遗憾的地方,如第四章“二程及其洛学”,作为一部学术史,在全面简要地论述二程思想之后,理应对该学派的学人及学术活动做些介绍,对该学派学术思想的渊源、形成、演变做些追索,对学派学术著作流传也应做些交待,但从这一章中我们似乎看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