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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4月20日至21日,中国哲学史学会2013年年会暨“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现状与前瞻”学术研讨会在武汉大学召开.本次会议由中国哲学史学会、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暨国学院主办.来自全国各地中国哲学界一百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了此次会议,陈来、郭齐勇、杨国荣、吴根友、张学智、吴光等先生分别作了主题发言.大会收到论文八十余篇,会议期间,学者们围绕着“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现状与前瞻”这一主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其中有很多创新性研究成果,学者们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提出了很多新的见解.

一、中国哲学史方法论

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是两种不同的哲学形态.同时二者又是可以通约、可以比较的.现阶段,在重视中西哲学对话时,应注意到中国哲学史特殊的方法论.讨论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方法,首先需要确立“中国哲学”学科的自主性,进而才能对中国哲学的未来发展作出展望.陈来对于目前国内有关“中国哲学史”的教学培养与学科发展等基础性问题作了总结发言.他指出,“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早已成为世界性的知识领域和世界性的学术领域,因此要使本学科的学者具有世界性的学科眼光,尤其要重视海外中国哲学的研究成果,在世界范围内回应与中国哲学研究相关的各种挑战,逐步掌握中国哲学研究的主导权.其次,要提高研究的内在性和主体性,既需要“内在的理解”,又需要“客观的呈现”.郭齐勇总结并评述了萧萐父先生及武汉大学中国哲学学科点在中国哲学史方法论课程的教学方面的经验,强调训诂、考据与义理并重,以及中西互动的中国经典诠释方法学,并注意理解中国哲学范畴、价值、意境的特殊性及其普世化.

李维武认为,研究中国哲学史,应坚持历史主义原则.19、20世纪中国哲学的主轴是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其总的特点是西方哲学的中国化与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对这一时期中国哲学的研究应坚持和贯彻历史主义原则.这一原则表现为时间向度和空间向度两个方面.从时间向度看,首先要处理好中国哲学开展的过去与现在之间的联系：从空间向度看,要处理好哲学史与文化历史之间的联系.田文军指出,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哲学史研究出现了多种研究形式,学者们或从哲学发展史的角度、或从思想史的角度、或以史论批判的形式、或以哲学问题史的形式、或以文献考释的角度研究中国哲学史.因此,同样是以马克思主义指导的中国哲学思想史研究,侯外庐、杜国庠先生批孔批儒,而郭沫若先生尊孔尊儒,郭沫若的研究强调转化儒家传统的现代意义,很值得重视.

哲学学术论文的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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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哲学史的方法论有很多,其书写方式也是多元的.尤其是近几十年来中国经典诠释的方法学值得重视.黄玉顺指出,哲学之变化发展,乃渊源于当下的生活.中国哲学亦然,现代中国哲学渊源于现代性的生活方式.因此,中国哲学学科发展的核心任务既不是回到前现代的形上学,也不是拒斥形上学,而是要从当今世界、当今社会的现实生活出发,去重建形而上学.高华平指出,从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学科属性、研究现状和研究对象等几个方面加以考察,可以看出对中国哲学史进行文、史、哲综合研究,既是必要的又是紧迫的.同时,这一综合研究是现实可行的,比如各高校“国学班”的开办就是很好的例证.柴文华指出人的视域决定了原典的意义,以现代视域研究传统原典符合中国哲学走向世界的历史发展趋势.因此.在中国哲学史的多维度书写方式中,现代视域与传统原典的结合应是较佳的选择.

二、中国哲学的创新与发展

近年来,中国哲学界学者们试图突破原有范式的局限,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目的等方面不断探索、积累和创新,以期建立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哲学.杨国荣对实践过程的理性化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他认为,这一理性化从实质的层面看,不仅与“理”相关,而且也与“情”相涉.实践活动的合“情”合“理”,意味着既合乎普遍的法则和规范,又适合于特定的实践情境,二者的统一,构成了实践过程中理性化的具体形态之一.高瑞泉认为动力与秩序是中国哲学的双重关怀,它源于中国社会转型和发展的历史,并随之而呈现出某种复杂变奏.随着中国经济的起飞,中国哲学“动力”的追求开始让位于秩序的重建,它表现为“启蒙反思”、进步主义批判和儒家的重光等.乔清举指出目前中国哲学研究的趋势是“在中国的哲学”逐渐成为“中国的哲学”,当代中国哲学研究需要“确立中国文化的主体性”,主体性其实是一种创造性,更具体地说是原创性.

在中国哲学的现展中,应如何与现代西方哲学接轨,凸显创新性?许多学者提出了自己的设想.陈道德分析指出,名辩学中所讨论的推理都是语用推理,而这恰是西方传统形式逻辑中根本没有的.符号和语用推理在符号学中被给予了充分的研究,符号学应是深化先秦名辩学研究的更优范式.李广良指出中国现象学的成就不仅在于对胡塞尔等现象学家的研究,而且在于现象学的中国化.现象学儒学是儒学史上的一种新的形态,它有着丰富的可能性,其中包含着现象学与儒学的比较研究.其本质在于通过现象学回归儒家的源初存在,激活儒学的活力或“内在生命”,开始面向儒学的“事情本身”.

中国哲学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既具有普适性的一面,又有鲜明的民族性和地域性.李翔海提出要改变长期以来存在的以“时代性”为衡量中国哲学基本标准的理论立场,转而从时代性与民族性两个维度对中国哲学予以更完整的关照,以确立中国哲学作为一种特定哲学形态所具有的独立自足的内在意义,突显其立足于“人类哲学”之一般的高度.

三、对中国传统哲学及其价值的再认识

中国哲学学科的成立,意味着中国哲学实现了从古代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化,在这一过程中,必然存在对中国传统哲学及价值的再认识、对中国哲学现代转化之途径的思考.张学智对儒学特别是理学的宗教性进行了探讨.他认为,儒学特别是宋明理学具有独特的宗教性格,它以其形上学、超越性而又具有精神追求的具体在场性带上了精神宗教的性质,并从而抑制了基督教那样的典型宗教的产生.这种宗教性格,可以对中国文化自身的许多特点予以根本性说明,同时克服由于宗教与现实力量分离所造成的诸多弊端.

温海明讨论了儒家实意伦理学,这种哲学意识认为人在世间并与世界共同创生,人与人的关系开始于人与世界相交接的缘发端点,其目的是为了从意识的缘发端点出发说明人在变化的世界中的生存与运作状态.“实意”是儒家伦理学中推己及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儒家传统的“诚意”可以解释为将意念的实化.

随着出土文献的不断发掘,以及现代研究方法的广泛运用,传统哲学的研究领域处于不断拓展之中,字义的考证、文献的梳理、义理的阐发都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推动了现代哲学的发展.王中江对简帛文献《凡物流形》中的“一”进行了专门而深入的探讨,认为在这篇文献中,“一”是首要的概念,有四重构造,并据此证明《凡物流形》是黄老学的文献.吴根友主要以《周易》与《老子》中“复”的观念为核心,考察了“复”在中国美学方面所具有的意蕴.陈乔见对明清之际思想家们的公私观念进行了梳理.他认为,这一时期思想家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