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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时永安成为东南沿海的文化名城,国民党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延揽一批文化界的知名人士,创办各种文化事业等延聘黎烈文、邵荃麟、葛琴、王西彦、卢茅居等进步作家创办改进出版社.该出版社由省政府出资,委黎烈文为社长,出版了《改进》、《现代文艺》、《现代青年》、《战时民众》、《战时木刻》、《现代儿童》等进步刊物”.[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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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艺》1940年4月25日创刊,1942年12月底停刊,其编者先后为王西彦和靳以,他们是受改进出版社社长黎烈文之邀,来福建永安主持《现代文艺》的编务工作的.王西彦加入改进出版社,原因更为复杂一些,据他回忆：“至于到永安参加改进出版社的工作,则是由于中共浙东文委负责人邵荃麟的委托,任务是到福建开辟一个战斗的文艺阵地.”[2]所以,《现代文艺》一边尽力保持所发作品的水准和质量,一边高举抗日爱国旗帜,成为东南抗战文艺的一面旗帜,团结了诸多进步作家和广大读者.
黎烈文曾主持过《申报·自由谈》、《中流》等,在文学界有很大号召力和影响,编者王西彦、靳以又是有一定创作成就和影响的作家.因此,尽管《现代文艺》偏居东南,战火纷飞,交通受阻,但编者仍多方索稿,得到了诸多文友的鼎力支持.发表了巴金、张天翼、邵荃麟、聂绀弩、穆木天、许钦文、蹇先艾、艾芜、何其芳、臧克家、黎烈文、王西彦、艾青、高岗、葛琴、唐弢、许天虹、彭燕郊、邹荻帆、郭风、姚奔等人的诗歌、小说、杂感和译作,可谓各种文体兼备、新老作家云集.
《现代文艺》发刊词特别介绍其中设有一个别致的栏目,名为“作家短简”,即一些作家写给《现代文艺》编辑的书信,发表了巴金、萧军、张天翼、聂绀弩、邵荃麟、姚蓬子、胡风、艾芜、艾青、靳以、楼适夷、唐弢、吴朗西、孔罗荪、陆蠡、罗锋、陈占元、欧阳凡海等人,共计18封.
这些信大多为复函,编者在刊发时将致信对象省去了,但据信件内容推测,应是写给黎烈文和王西彦的.据王西彦回忆：“在《现代文艺》上,我们还特地辟了一个小小的‘作家短简’的栏目.当时我在文艺界的熟人不多,知道在向外地作家约稿时不能单独以编辑部名义寄发出去的信件,因此尽可能争取黎烈文的帮助,请求他单独或和我一起署名,给一些朋友们写信.有的朋友很快就寄来了稿子,有的即使不能马上寄稿子,也多半写来了回信.我们考虑到偏处东南一隅的读者渴望知道远在大后方的作家们的消息,就想出了这个主意,有选择地刊登一些朋友们的短简.”[3]诚如编者在“发刊词”中呼吁的：“尤希望各地文艺工作者能给我们以最实际的援助——多多赐稿”.[4]“作家短简”存在时间约半年,从《现代文艺》第一卷第一期持续到第一卷第六期,信件内容短小,编者也就见缝插针地在将作家们的来信安排在刊物的边角,不集中展示,也不占较大篇幅,因战争原因,这些作家流徙于大西南,在重庆、四川和金华、桂林等地,或从事出版办杂志、或进行创作,为战时文化事业贡献力量.他们与位于东南的《现代文艺》之间的书信往返,记录了战时后方作家的生活动态、心灵痕迹和文学踪迹,今天看来,就显得格外珍贵.
(一)生活在泥沼里
战时生活的屈辱、困顿和贫乏,以及警报、轰炸等,极大地影响着作家们的正常创作和生活,一些作家在短简中记录了那时代颠沛流离的面影和烦闷苦痛的心情.
萧军在1940年2月6日给《现代文艺》编者的回信中说：“大概四月末五月初,我决定要离开这里了,大概仍要去战区讨生活.我生活在这里,似乎生活在烂泥沼里!”（《现代文艺》第一卷第一期）萧军当时在成都,大环境的阴郁、家庭的重负和生活的窘迫压得他喘不过气来,在同年1月1日的日记中他抒发了这种苦闷：
这是一片泥沼啊!
——可怜的泥沼!
我陷在这里已经这样久了.
——一年又四个月!
我不能再忍耐了!
——再忍耐它会吃了我![5]
“八个月内,四遭丧事”的唐弢,在妻儿亲人接连病死后,于1940年3月8日致信编者,沉痛叙述了祖母、妻子和两个孩子去世的情形,“执起笔来,真不知道从何说起!两年来的分别,人事的变迁使我完全落入在悲痛的环境中,几乎无法自拔”.（《现代文艺》第一卷第二期）亲人的相继离世,对唐弢打击很大,他接连在《鲁迅风》、《东南风》、《宇宙风》上发表了《心上的暗影》、《生死抄》和《我要逃避》,文章哀切悲伤,表达了作者对亲人的缅怀和纪念.同年4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唐弢的散文集《投影集》,书名含义既说明是“时代的投影”,又是对亡妻、亡子的悼念.[6]
书简虽短小,但洗练俭省的文字记录了处于战乱颠沛中作家的种种心情和性情.在众多回信中,胡风的书信特别轻松俏皮：
关于老兄情况,倒是常常听到的.即如大刊《改进》,也时常看到别人得到,甚至把寄赠别人的错寄到了我底住处.坊间也有出售的,但并未购读.自然是非常想拿到案头细读的,但实在心有不甘,自然而然地露出了“不合作”心理.
胡风在这封书简中友善地揶揄黎烈文,文风轻松幽默.实则,胡风一家人当时颠沛流离到重庆,其家庭和事业惨淡经营,也是生活在一摊泥淖之中.1938年,他为了维持生活,应聘北碚复旦大学课程；1939年6月,为躲避日机大轰炸,保护妻儿安全,举家搬到北碚黄桷镇两间用羊圈猪栏改成的小破房里.在写这封信的后两个月,即1940年5月,胡风住所周围落下三个炸弹、两个杀伤弹,屋门窗玻璃被震坏.北碚、黄桷镇有相当数目的死伤[7]等1939年夏,胡风经过数月的奔波努力,《七月》终于复刊,但大书店不愿意接受,发行很受影响.1940年5月17日,胡风致信萧军说：“本想和你谈一谈.《七月》,我打算废刊了.为这刊物,我受气,忍辱,吃苦不少.”[8]等可见,胡风这一时期跟绝大多数中国作家一样,日子过得很艰难,事业也步履维艰,他给《现代文艺》编者的回信口吻,实是苦中作乐,将愁怨化为笑声.
（二）躲警报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频繁空袭,肆意戕害我同胞生命,破坏民众正常生活秩序.在张爱玲的《倾城之恋》、《封锁》,巴金的《寒夜》,汪曾祺的《跑警报》,施蛰存的《同仇日记》等篇章中,都有关于防空警报和空袭的描绘,可以说,在抗日战争的硝烟之中,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铁蹄之下,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作家大凡对跑警报均有切身体会,并会成为其写作的素材之一,在记录人性与灵魂的文字里,也烙上了民族悲情的印痕.作家们在给《现代文艺》编者的复信中,记录了空袭和警报的情形.
艾芜于1940年5月15日致信编者：“先前住在桂林城郊,因离城近,警报时必须躲避,往往花费时间.现在搬远了些,可以不躲,更可以多作东西.”（《现代文艺》第一卷第三期）1939年年初,艾芜带着家属来到桂林,为躲避空袭,先后几次搬家,据范泉记录：艾芜一家“在观音山脚住处周围空地上开荒种菜,生活清苦,但精神却很愉快”.[9]《现代文艺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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