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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方面有关论文范文例文,与《征途》与知青小的起点相关论文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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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卫华热得索性脱下上衣,只穿一件印有‘红卫兵’三个黄字的红底背心,手里拿着笔记本,详细询问于春保当年开山的情况.”（P557）钟卫华打夯落水时,穿着“印着红卫兵字样的球衫”（P724）等几处.在正面人物形象对知识青年的看法上,强调其为革命大军,也不提“红卫兵精神”,如在行军途中,“他（李德江）想到他带领的不仅是一小队至今还佩戴着红卫兵袖标的小将,而是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是不戴领章的人民子弟兵”.（P129—130）强调的并非是红卫兵的身份.“（李德江）心想：才隔半年多,一个懵里懵懂一心想骑马挎枪的青年学生,经过一冬春零一夏的磨练,经过几场惊心动魄的阶级较量,如今,他懂事多了；今天已经学会了赶车使马,去参加制服老虎砬子、劈山筑路的战斗.青年人成长得真快啊!”（P535—536）这里称“青年学生”与“青年人”而不说红卫兵.当然,并不能完全避开对红卫兵身份的关注,如当钟卫华看到战友宋涛在灯下写入党志愿书时,就不由地想起宋涛的红卫兵经历.而《剑河浪》多以激赏的态度提到红卫兵经验,以此“强调知青运动在其性质上与红卫兵运动的延续”.《征途》对红卫兵与知青的负面评价主要通过反面人物来实现,这种设计显然是写作的策略,因为“政府对文学的资助是一种控制和监督的手段”.《征途》在作家的身份与人物的身份转变上,都体现了权力对文学的压迫,但对红卫兵经验的极少提及则显示出一种清醒,这种处理比《剑河浪》简单延续“造反”精神的处理显得更符合历史的复杂面目.三、塑造英雄的难题
由于《征途》在“文革”知青题材长篇小说中的“源头”地位,使得小说出版后得到了较大的关注,陆续有评论文章出现.由于批评环境的限制,这些论文多铭刻着“文革”时期文学批评的明显徽记,对《征途》的评价均从塑造知识青年英雄形象的角度予以肯定,认为“是当前文艺创作反映文化大革命的新生事物、塑造一代新人英雄形象取得的可喜收获”.但在塑造英雄形象的问题上,虞斌与王一良的观点出现了对立.王一良认为《征途》对张山的斗争、对万莉莉的“救助”以及知青内部的矛盾,都没有体现出钟卫华的积极参与,没能体现“三突出”的原则,因而损害了知青英雄形象的塑造,并对此表示了不满.而虞斌认为“作者正确处理了英雄人物和其他青年群众的关系.作品很好表现了在毛主席指引的革命道路上,涌现了整整一代新人,同时通过钟卫华对战友的关心帮助,以及他们之间的思想斗争,多侧面地烘托了主要英雄人物的性格”.对于万莉莉,他认为“作者通过描写钟卫华不断对她的错误思想和言行进行严肃斗争和耐心教育,表现了英雄人物很高的政策水平、路线觉悟和宽阔的共产主义胸怀.”同是肯定《征途》塑造了知青英雄,却出现迥异的评析.造成这种“错位”的原因在于《征途》是否通过“三突出”的原则塑造了知青英雄.
韦君宜回忆她在1973年回原单位做编辑的工作时说：“由此我联想到当时很多很多小说,凡写知识分子的几乎全坏,凡写工农兵出身的全好——这就叫‘歌颂工农兵’（自然也不是真的工农兵）,否则叫没立场.”这切中了当时的文学成规.对能否写知青英雄的问题,直到1974年才有相关的指示精神,代表主流声音的《燃烧着战斗豪情的作品——代序》中这样写道：“有这样一个争论：能不能把先进青年的形象写得很高大、并成为一部作品的主要英雄人物?我们认为,这首先不是个理论和概念问题,而是个实践问题.既然三大革命运动的现实斗争已大量地造就了这样的人物,文艺作品为什么不能写,甚至把他们写得比现实生活更典型、更完美些?”还说“只有深刻反映了现实矛盾斗争的作品才能写好英雄人物.同时,也只有这样的作品,才能反过来在现实的矛盾斗争中发挥战斗作用.”郭先红在搜集素材和实际写作时,对此并无十足把握.汪雷是到1975年10月才重复了与此相似的话.可以说,《征途》对知青的夸赞与评论文章塑造知青英雄的提法无疑有助于打消知青的疑虑,继续支持并坚持上山下乡,实现规劝的功能,小说文本与评论一度完成了一种“合谋”,但评论观点的对立也泄露了其中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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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从钟卫华与贫下中农的关系看,知青英雄的形象遭到弱化.王本朝分析指出：“建国初期,国家借助土地改革中的‘诉苦’而建立‘翻身’的心理感受和‘国家’的阶级意识.等国家政权不断唤起农民强烈的阶级仇恨,并以多数人的权力决定少数人的命运.能够让农民实现身份的转变,那是因为有了共产党和国家政权的撑腰,这就自然有了对共产党的感恩情结,由此形成对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政权的政治认同.相对于乡村社会和农民阶层而言,要在城市和知识分子中建立政治认同的难度要大得多,并且还要复杂得多.”这就确立了贫下中农的优越性,《征途》对作为“再教育”的导师焉能不费些笔墨,可以说贫下中农的身影一直在场.
第二,从钟卫华与其他知青的关系看,与“三突出”原则产生冲突.对“再教育”成果的渲染是小说的重要内容.钟卫华因表现突出升任民兵排排长和“伏虎连”连长,成为知青的榜样；梅英姿也被任命为民兵排副排长,回乡知青狄兰在跟家庭划清界限之后获准上山参加修路工作,被任命为炊事班的副班长,后升为代班长.他们的升职,没有涉及利益纠葛（如能提拔回城、更换轻松的工作）,被限定在再教育成果上.因此,钟卫华、狄兰等人“大有作为”的被任职,最终只是为表明“再教育”的实效而非晋升之道,以此证明思想改造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因为无效的“再教育”是不允许的.如钟卫华提出爆破攻坚计划后,一位懂行的副司令员表扬了他,“而今,一个刚满二十岁的革命青年,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在广阔天地里经过较短的一番磨练,竟然能提出如此规模的爆破计划.后来者居上,成长得好快啊!”（P569）表明改造的效果显著.同时,《征途》对万莉莉和狄兰的出身并未深究,视为“可教育好的子女”而作为“再教育”成果的一部分.因为着力于“再教育”的呼吁,知青自我实现和社会认同之间的矛盾并没有其他知青小说显著.
总之,作为“文革”中最早公开发表的知青题材长篇小说,《征途》具有起点性的意义.它侧重于为接受“再教育”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进行文学论证,故而一直咬紧“再教育”主题展开叙事,具有“指导手册”的意义.“知青文学”与知青运动的不一致在《征途》中已露端倪,但小说对人物从红卫兵到知青身份转变的处理留下了不同于同期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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