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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方面有关论文范文例文,与《征途》与知青小的起点相关论文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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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草原新牧民》、《剑河浪》塑造落后知青的差异也正表明了这点.《草原新牧民》与《剑河浪》的相同之处在于刘大民和刘浏的下乡出发点大同小异,两人本就因坚持个人理想而拒绝接受“再教育”,而《征途》中的万莉莉则是被裹挟着加入上山下乡的队伍,当然还有朦胧的爱情驱动.万莉莉的特殊性在于其小资产阶级家庭出身,而刘大民和刘浏的出身都是可靠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草原新牧民》与《剑河浪》写得比较大胆,写了对上山下乡的隐约抗拒.结合当时知青运动的实际与创作时间的先后看,郭先红的“胆小”就是有目的的,他对万莉莉（更有狄兰）的处理无疑是一种“明智”的选择,能够调动小资产阶级父母的积极性,达到“让广大家长放心”的宣传效果进而抚慰社会情绪.评论《征途》最早的文章发表在1973年10月20日的《旅大日报》,有意思的是该报第二天头版就出现了《进一步做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工作》的专版报道,其中赫然有《教育干部做送子务农的促进派》.二、应该如何看待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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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1951年10月23日的《三大运动的伟大胜利》中指出：“在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闭幕的时候,我曾提出了以批评和自我批评方法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建议.现在,这个建议已经逐步地变为现实.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由此便将思想改造赋予了政治意义.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思想改造的历史.这种改造多是以劳动改造达到思想改造的目的,整风、下放、批斗大会、五七干校都是改造的步骤和鲜明印记.通过文艺界一系列大批判和广泛的“反右派”运动打倒了大批知识分子,直至拉开“文革”的大幕,大革文化命,“‘教育革命’就是以不承认十七年教育为社会主义性质的教育为其基本前提的”.因此1968年9月5日提出“再教育”的要求,“再教育”的方式有多种,上山下乡遂成为面向青年的主要选择.初、高中毕业生其实是算不上知识分子的,名为“知识青年”,一方面是对他们的“抬高”,暗含对知识的尊重；另一方面,称为“知识青年”,便能与一贯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有所呼应,广大农村就是知识青年的“五七干校”.如何实现再教育?答案就是知识分子工农化,因为“这个国家不需要轻视工农的知识分子.在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一切反无产阶级的思想都应受到批判.”在这种逻辑起点上,知青需要不断寻找与贫下中农的差距,需要不断自我否定与修正,最终实现与贫下中农的“亲近”.钟卫华就承担了这样的角色,但他的认同,“与其说是存在论的需要,不如说是价值论的需要”.正如《征途》叙述者所言“用什么态度来对待知识青年,这是个立场问题,大是大非问题,当然也是路线问题”,（P105）各方对待知青的态度包括知青的自我评价成为了叙事的主线.钟卫华的“前身”是红卫兵,我们就从这说起.
“红卫兵”曾是某些人向往的政治待遇与精神骄傲.到1968年底,红卫兵运动向着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转变,但“文革”小说对这种转变没有任何反应.梁晓声写道：“伟大领袖曾经说过——‘现在是轮到你们小将们犯错误的时候了!’这句话是在该打倒的都被‘小将’们打倒了之后说的.‘小将’们偏不理解,反而认为‘文化大革命’的舞台上少了他们,‘文化大革命’的最后胜利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不晓得自己从始至终不过都是‘群众角色’.将‘群众角色’当‘一代天骄’来演,这在舞台之上叫‘夺戏’,在电影中叫‘抢镜头’.是令导演们恼火透顶的事儿.于是后来‘小将’们只好被打发到‘广阔天地’去了”.他形象地说明了红卫兵的身份转变,虽则能“走出历史的雾霭”,但已然是“后知后觉”.
这三部小说都强调人物迈着“红卫兵的步伐”走向农村.曹慧英将“文革”时期的知青小说分为革命烈士型和造反红卫兵型两类,对属于造反红卫兵型的《剑河浪》与《分界线》评价远高于《征途》代表的革命烈士型小说,该文对“造反”精神的分析,对我们理解小说人物身份转换很有帮助@.的确,从红卫兵精神到知青精神的强调和接续是《剑河浪》的特点,读者从中能读出“‘红卫兵’与‘知青’是一代人的两种身份,是一种思潮的两个阶段,是一种精神的两种形式.的意思,造成从红卫兵到知青的“过渡”是一以贯之的错觉.汪雷曾说：“等我听了这些话,激动得彻夜难眠,决心创作一部反映红卫兵小将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在广阔天地里锻炼成长的小说,来回答林彪一伙对文化大革命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攻击.”直接道出了他为红卫兵写作的意愿.汪雷们这种接续历史的企图,无疑隐藏了诸多的历史秘密.对红卫兵运动向知青运动转变的文学反映,学界并不满意.如韦君宜曾说：“有些人把自己的苦写成小说,如梁晓声、阿城、张抗抗、史铁生、叶辛等现在已经成名.但是,他们的小说里,都只写了自己如何受苦,却没见一个老实写出当年自己十六七岁时究竟是怎样响应文化大革命的号召的,自己的思想究竟是怎样变成反对一切、仇恨文化、以打砸抢为光荣的,一代青年是怎样自愿变做无知的?”其言虽有值得商榷之处,但确实指出了一种事实.《征途》对此的处理却颇有意思,小说对知青的两种身份的态度是分开的：对曾经的“红卫兵”身份的负面评价交由负面形象张山、于春保之口；由知识青年自己对现在的知青身份进行正面确认.郭先红将对“红卫兵”的态度隐藏在对知青的看法中,以“曲笔”的形式透露出社会对红卫兵的情绪反映.
《征途》的叙述语言与知青的人物语言,均较少涉及红卫兵的“辉煌”过往,显得颇为节制.直接写的有“他们始终保持着红卫兵和革命青年雷厉风行的作风”（P297）,在上老虎砬子山探路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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