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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方面有关论文范文例文,与《征途》与知青小的起点相关论文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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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文学期刊数量在1972年的“触底反弹”,出现了一股上山下乡题材小说创作的热潮.1972年10月和1974年2月,江苏人民出版社分别推出了“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文艺创作（小说）专集”《山里红梅》和“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创作选（小说）”《终身课题》.1973年6月,《峥嵘岁月——上山下乡知青短篇小说集》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共收入19篇小说.《征途》1973年6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累计印数达300万册.《草原新牧民》作为“上山下乡青年读物”于1973年11月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青春》也同时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短篇小说集《朝晖》1974年4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共收入18篇小说.《农场的春天》作为上海人民出版社“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创作丛书”第一种于1974年7月出版,内含15篇小说,1974年9月,《剑河浪》作为该丛书的第二种出版.由此便能发现《征途》在知青小说里的位置,说《征途》是“文革”中第一次用长篇小说的形式直面知青题材而具有“出版史”意义,应该是不成问题的.
本文将选择《草原新牧民》、《剑河浪》跟《征途》作对照解读.这几部长篇小说都是围绕“三大革命运动”来设置人物与展开情节,形成了大同小异的叙事模式.《征途》的第一次直面,应该说有迷也有得.本文试图探究《征途》在知青小说序列中的意义及它所贡献的文学价值.
一、在题材与生活之间
罗贝尔·埃斯卡皮提醒说：“要确定一位作家在社会中的地位,第一个须注意的问题,似乎是了解他的出身.”这也是了解作品的基础,因此有必要先了解郭先红的创作经历.郭先红1929年出生于山东烟台,“少年时只读了五年半书,因家贫辍学.十四岁离乡做童工.解放后,进沈阳电工一厂当工人,后任技术科长,车间主任多年,其间开始发表作品,坚持业余创作.”1958年,其短篇小说《站起来的人们》发表在《北方文学》6月号上并荣获北方、群众艺术、黑龙江日报联合征文二等头名（没有一等）,署名为“工人
郭先红”,还“受到了老前辈茅盾同志的鼓励”,后被推荐到1958年7月5日的《人民日报》发表.“1959年他被吸收为中国作家协会沈阳分会会员,并被选为首届哈尔滨市及黑龙江省文联委员,中国作家协会黑龙江分会理事”.他作为工人业余作者代表参加了1960年7月召开的全国第三次文代会,在文学组的发言《在党的阳光照耀下》发表于1960年8月8日的《人民日报》第8版.1963年脱产参加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举办的读书班学习,“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学作品,读了近两千万字”.1964年7月起调黑龙江省文联从事专业创作.“十余年间,先后发表了《一场战斗》、《怀念》等较有影响的作品”,“从生活的实际出发,反映了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中,工人阶级的多彩生活和战斗风貌.”后结集为《新芽》于1980年2月出版.他“文革”前的创作经历,是中国当代文学从为工农兵写作到让工农兵写作转变的例证,可以说“文革”前期,郭先红便已由业余写作者转为专业的工人作家,他“根正苗红”,属于被信任的作家类型.他的能够提笔写作及其新旧社会大相径庭的遭遇,使他毫不掩饰对新中国的政治认同,他成为新社会的赞颂者便是再自然不过的事,这也是他“文革”后转向报告文学和散文写作的原因之一.他“先后写下了四十余篇散文和近二十篇报告文学,总计约30余万字”,最终还是回到他熟悉的题材上,“郭先红的近二十篇报告文学,多数都是写工厂生活的,是报告工矿企业英雄人物的事迹的”.他1980年6月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后一直为中国作家协会黑龙江分会专业作家.纵观其创作历程,可以发现《征途》对于作家的意义.
文革中郭先红也受到了冲击,“被诬蔑说这是‘用封资修的黑货毒害工人”’,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上海知青金训华因公牺牲后,“消息传到中南海,周恩来总理很难过,他指示要处理好烈士的后事,并要求派作家把金训华的事迹写成小说,向全国推广.周总理的指示层层传达,上海文艺出版社到黑龙江省组稿,他们到当时的省文化局创作评论室请求帮助,负责创作工作的吕中山（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把这个采访金训华事迹创作小说的任务落实到哈尔滨市文联的驻会作家郭先红头上.”在接受写作任务之后,“1970年冬天,郭先红来到金训华牺牲前插队的逊克县双河乡双河大队”体验生活.2004年,郭先红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当时我是6个孩子的父亲,而我的4个儿女已经接受号召下乡.平日里,我们在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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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是写知青题材,那就有必要了解当时的知青运动开展的状况,以期回到小说产生的现场.查阅相关史料,我们知道,“1966年底至翌年1月,知青‘返城风’迅速波及全国.”其后的上山下乡更是困难重重,1970年就出现了大滑坡,“1972年,上山下乡运动遇到巨大阻力：下乡知青失望,家长忧虑,农民不满.”如1973年的“李庆霖事件”就引起全国的热议,并引发了第一次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会议的召开.振兴运动的努力当然包括文学作品的正面宣传,这是各地尤其是需要动员知青下乡的城市与大量接纳知青的地区的重要任务,将上海人民出版社策划“组织创作这一题材的长篇小说”的1970年秋作为观察的时间起点,便能清楚《征途》的写作目的,郭先红是要顾及与“讨好”上山下乡运动相关的三方（知青家长、知青、贫下中农）而专注于“文本的劝说功能的成规”,创作的目的与重心在于用文学形式为“再教育”鼓与呼,以达到让“广大家长放心,知识青年安心,贫下中农称心”的目的.其实,上海人民出版社在开始策划时就对《征途》有清楚的定位,《编后》有这样的话：“我们把这本书,献给扎根在农村干革命的知识青年,献给热情培育他们成长的贫下中农和积极送子务农的革命家长”,每一句话都有针对都有深意,且小说出版的时间同为召开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1973年6月,正与振兴陷入困境的知青运动的预期相符合.在家长、知青、贫下中农三方中最关键的是知青,因其是“再教育”的直接承受者,《征途》的“劝说功能”就是通过对钟卫华身份自觉的不断强调来实现的,或直接叙述,或内心表白,都指向钟卫华对受教育者身份的自我认同与对差距的自知.《征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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