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箫风：李耕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再次带病接受我的访谈.上次访谈时重点聊的是郭风与散文诗的话题,今天想请您谈谈自己的散文诗创作情况.请问您的散文诗处女作何时发表的?“李耕”这个笔名是何时启用的?有什么寓意?
李耕：我原名罗的,曾用过的笔名有巴岸、也罗、白烟、于冷、丁犁、魏冷等.1947年发表随笔《文学是严肃的工作》,始以李耕为己之笔名,沿用至今.李耕并非是“犁耕”的谐音.抚养我至10岁逝世的祖母姓李,而祖母给我童年留下的不泯失的印象是宽厚、悲悯、仁慈、勤劳、简朴,并助做杂工的祖父在半饥饿中将家撑了起来.这是我的“李”姓（纪念祖母）的由来.“耕”之与我,是感情沉湎于“草根”、“泥土”的已难以“解构”的选择,也是“简朴”或甘于面对艰困的选择.我自篆过一方印章“牛”,便是“李耕”的图腾或“耕”的代谓了.在现实生存环境中,自己终于成为“牛”,这是巧合,也是个性的必然.所以我在出版散文小品选《篝火的告别》时,便用这章短的散文诗《牛》作了这本50万字小书的“代序”.
我以散文诗为表达形式发表于1947年《民锋日报·牧野》的两章散文诗《我是来自严冬的》和《青春的烦恼》,是我的散文诗的起步之作.《牧野》是我和彭荆风共同编撰的一个报纸旬刊（后改为周刊）.主编是荆风.后来《牧野》所遭受的“政治风险”,也是荆风承担最多.1948年10月至1949年1月,在我主编的《民锋日报》副刊《每周文艺》终刊号上写的《告别》也是散文诗.《告别》是我在解放前夕副刊被迫停办时的最后一章散文诗.其实,之前我在副刊上发表的数十首短诗,也都是分行的不押韵的.今日看来,将其不断行排列而为散文诗短章也未尝不可.
1960年摘“右派帽子”之后的大跃进“尾声”中,文学形势相对松动,我也写过一些散文诗.在1963年第4期《作品》上发表的《深山短笛》,及在《南方日报》《羊城晚报》《江西日报》发表的大约10余组散文诗,都是这时期重体力劳动之余的作品.这些作品是牧歌式的,但我写的大都是对大自然背景下劳动者的剪影及引发的一点哲思.剪报在“文革”中遗失,只有《深山短笛》是居桂林的一作者剪存后于1977年寄给我的,并有信告之,他是在广州当时的《作品》编辑韦丘处见到《深山短笛》原稿的.《深山短笛》已编入《老树三叶·李耕卷》.
这里,我想借点篇幅说两件小事.1948年,我又用《我是来自严冬的》题目,写了与1947年发表的散文诗《我是来自严冬的》内容和句式完全不同的长篇政治抒情诗.这首诗在1948年编入当时的地下文学丛刊《人民的旗》.另一件事：我在1946年曾与朱光潜先生及司马文森有过通信.信均在“运动”中遗失.有幸的是,朱光潜先生的首封回信却在1947年编《牧野》时全信刊于版面,结果又有幸被彭荆风于60年后在江西省图书馆翻阅旧报纸时发现.这封刊于《牧野》二期上的短简,当时刊出时,由于某些疏忽,除了错别字外,还有漏字.因为朱光潜先生这封信的内容,对我一生的文学行为影响甚大,而且在解放前我在自己的一篇文学随笔《不要关起门来学习文艺》中引用过其中的论点,所以记忆深刻.我将已复印出来的有错字漏字的信函,补缀和订正如下：
来信书收到.事忙积覆为歉,询件简答如下：
一、专写人民底,有茅盾的《子夜》,沙汀的《淘金记》（中国）,外国的甚多,恐无好译本.二、成作家一要禀赋,其次要下功夫,实际多观察体验人生,比读书更重要.三、学文学兼学其他学问未尝不可.四、多种形式不妨尝试,最后选择性之所近者.
谨覆
朱光潜
箫风：您是当代著名的散文诗作家.如果从发表散文诗处女作算起,您从事散文诗创作已经整整65年.请问您的散文诗创作可分几个阶段?在风格上有什么变化?
李耕：我的散文诗创作始于1947年,前面己简略提到1949年后,服从组织分配,从事了一段繁重的行政工作,直至1956年自己提出“归队”从事文学工作之后,便又重新提笔从事业余创作,并在《人民日报》、《星星》、《人民文学》刊出自由体诗及散文诗（这些原版剪报是一位陌生作家剪存保留,后于1977年寄给我的,这让我感激至今,因为自己的剪报已在“文革”中丢失）.其他报刊发表的,我自己也从未去图书馆查找过.虽然这是自己散文诗创作留下的“踪迹”,只觉这只是自己往日留下的某种时刻的影子,兴趣已濒于淡漠.我将这一时期的散文诗作品相对于解放前的“战歌”来说,称之谓“牧歌”.1957年便因文学观念或某些诗的缘故而划为“极右”,搁笔22年.50岁时“改正”后,从《春笛九章》开始,便不断在国内一些报刊上发表散文诗作品至今.
今日己沉疴难释,自知离死已时日不多.从去年10月查出肾病恶化,我只希望自己能撑持病体,将已写就的300余章散文诗整理出来.除此,将一本已发表的散文诗及一本散文,在编妥后能付诸出版.我只是一个热爱散文诗写作的作者.前两年我说过,我是鲁迅《野草》高墙下的“和尚”,现在想想自己说出的这句话,实在是在“抬高”自己.“和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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箫风：您一直认为,散文诗是诗,是诗的表达形式的别样.请问您这种散文诗观是如何形成的?对您的散文诗创作有何影响?
李耕：1947年前读散文诗及1947年后自己学习写散文诗,我一直是将散文诗列为“诗”来读来写的,俞平伯、滕固等前辈的“散文诗是诗”的论述,给我的印象是深刻的.我曾说过,“散文诗是诗还是散文,已是老的话题了”,问题在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有人将诗和散文融叠相加为一种独立的“文体”,并欲从“诗”中分离出来.开创一种文体,我个人也曾为之动摇,“开创”,几近于“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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