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类论文范文文献,与《过去的中学》前言相关论文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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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普通中学,无论是私立的、国立的中学还是教会中学,有名的或默默无闻的,都一样富有特色和个性,一样卓有成效,培养出了许多杰出人才.地理学家、冰川学开创者、中国科学院院士施雅风先生,回忆自己上中学时,遇到一个优秀的地理老师,对地理的兴趣就被激发起来了,后来毅然选择了地理专业.被誉为“中国律师界良心”的张思之先生,于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中在四川读的初中、高中都是国立的流亡中学,那里的课堂、老师的举止笑貌一直铭刻在他的记忆深处.他后来从事律师职业,却终生对宋词、元曲有着浓厚的兴趣,时时从中领悟汉语的美妙、感受生命的悲欢.这一切首先来自中学教育给他的熏陶.中美关系史学者资中筠女士说起她早年在天津耀华中学接受的教育,充满了感激之情,认为自己一辈子都受用不尽.

确实,一所好的学校,无论中学还是大学,都应该是能让每一个从那里走出去的学生,在漫长的生命途中时时驻足回望的,是能让学生有一种精神归属感的.中学时正值人生最美好的年华,是生命之花含苞待放的时段,一所好的中学给学生提供的除了知识之外,更重要的还是提供一种求知的方法、路径.因为中学教育是一种精神的训练,是打开学生认知世界、观察社会的窗户,或者说是提供他们一个眺望世界的平台,是启迪他们心智,点亮每个人心中的那盏灯,是对他们创造的鼓励和激发.过去的中学,不光是那些名校,就是大多数普普通通的学校也在相当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在那里,学校教育的目的从来都不是单纯为了应付考试,升学率不是衡量一所学校的唯一指标,教育本身有着比考试更高的价值,教育的过程要远重于结果,尽管考试成绩作为检验方式无法回避.1936年科学家竺可桢初任浙江大学校长时,投考浙大的考生来自全国各地,成绩出来,他在9月4日的日记中说,“苏省上海中学占百分之六十,而南通中学、扬州中学均不恶.苏州中学报考之人占第一位,计九十一人,较杭高之八十二人尚多.但所取则仅二十三人.南开中学并不见佳.北方以北师大附中为佳”.但是,在那个不是“一刀切”的时代,考试不是独一无二的,一次考试“并不见佳”,并不影响南开中学的声望,没有人会因此而否定私立南开中学是一所好中学.曾就读于天津南开中学的历史学家何炳棣在回忆录《读史阅世六十年》中如此分析：“如专就狭义数理教学而言,南开中学的水准只是合理的高,但要略逊于北平师大附中和扬州中学等校的,因为它政策上没有像后者特别注重督促学生演算习题,专门准备应考一流大学那种特殊‘节目’.”“事实上,二十年代江浙若干省立中学的数理化教学都比南开严格.等总的来说,南开的语文、史地、数理化课程水平是很不错的,学校的传统是注重学生全面的活动与发展,不专死‘Ｋ’数学和理化.”

过去的中学之所以值得我们追想、神往,最根本的就是它们常常是超越功利的,没有把功利的目标凌驾在一切之上,陷入功利化的泥潭中,显示出精神上的猥琐和平庸.

三

对教育有很多独到见解的爱因斯坦说：“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他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说得明白一点,包括北师大附中、南开中学以及过去许多成功的中学,它们之所以成功,无非就是最大限度地实施了人的教育,不是以培养考试能手、习题高手作为首要的教育目标,而是以培养人――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具有公民意识的公民为目的.

抗战前后的重庆南开中学就提供了这样一个无法替代的活的先例.曾在沙坪坝求学的莘莘学子如今都已白发苍苍.张伯苓校长、许多任课老师、同窗学友的音容笑貌,那些一辈子都忘不掉的课堂,那些热烈的课外生活,沙坪校园的一草一木,每一个生动的细节几乎都已化入他们的血液,融汇为他们人生中最重要的养分.他们的回忆在相当程度上复活了一个时代.那是一个已飘逝的传统,但在他们的生命深处却留下了永远也抹不去的印记.刘鹤守先生就是他们中的一人.在南开中学百年校庆的时候,他编了一本《沙坪岁月》,收入了两百位校友的回忆文章或片段,受到广泛的好评.

南开的校训是“允公允能,日新月异”.1945年,即抗战胜利的那个秋天,南开举行作文比赛,题目是“论述南开精神”.一位高一学生突然想到南开精神就是五四精神,“允公”就是“民主”,“允能”就是“科学”,“日新月异”就是破旧立新.他“越想越激动,字迹潦草,墨迹斑斑,卷面肮脏”,结果竟获得了第二名.一丝不苟的喻传鉴主任亲自找他谈话,“你知道你写得这样乱为什么还得第二名吗?”“就因为你论述南开精神有独到之处等可见你肯于思索,有头脑等现在的中国就是需要民主、需要科学啊!”这不仅是鼓励学生独立思考,也是无时不在实行公民教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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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人的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公民教育的特点就是开放、多元、兼容,允许自由讨论.例如,学校里并排张贴着《中央日报》与《新华日报》,学生都可以对照着看.高年级学生经常对各种思想观点开展讨论,“而老师绝大多数并不搞政治化的说教”.1943年1月,这些少年学子曾就真理标准展开过一场无拘束的讨论.在每次的周会上,学校经常会邀请持各种不同观点的社会名流来演讲,周恩来、冯玉祥、马寅初、孔祥熙、何应钦、陈立夫、孙科、翁文灏、王芸生、王云五、胡政之、老舍、曹禺以及访华的美国副总统华莱士等都在其中.“在那个讲台上,你能获得不少虽然零碎但却是课堂上没有的知识.你也可以听到各种不同的声音.”

时事辩论赛也是南开的家常便饭.“战争促进抑毁灭文化?”“世界持久和平能否实现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谁胜?”等让一位女生永生难忘的是,高二那年她参加全校男女生两部举办的一次辩论赛.题目本来是一件生活琐事,张伯苓校长散步时偶然看见海报,说没出息,什么时候了,净辩论这些小事.当夜题目就改成了“美国是否应该参战?”其时离珍珠港事件爆发、美国参战已不远.无论他们的翅膀多么稚嫩,他们的思考多么肤浅,但他们在校园里获得的这些训练,对开阔他们的视野、培养他们的世界眼光,终将产生深刻的影响.

结社、演出、办壁报,这一切都是自发的,是他们兴趣、才华、理想的萌动,活跃了同学们青春的生命,使他们在实践中学会表达,学会独立思考.校园广场上到处张贴着他们自办的壁报,内容五花八门,既有探讨人生,也有关怀国事的,《健报》、《公能报》、《曦报》、《晨钟报》、《野猿报》以及以“民间报纸”（区别于班报、校报）自许的《翔翎报》等竞相争妍.他们甚至通过各种渠道亲自登门采访邵力子等政要.经济学家茅于轼读高三时,也曾和几个同学一起办过一个名为《旁观者》的英文墙报.

作为一所著名的私立中学,南开学子中有不少国民党政要的子弟,但他们在校园里未受到任何特殊待遇,他们也从不拿自己的家庭背景在同学之间逞威风.他们一样的穿校服、一样的吃食堂.这也是学校的规定.唯一特殊的是在办壁报时,高一学生王次五曾利用特殊身份直接采访他父亲王世杰（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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