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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比较文学论文例文,与文学比较到文化批判相关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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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强权的政治,形式是正好是一种悲喜剧,感情上大起大落,对平民百姓有一种认同.他们不知道,其实《青春之歌》里面的学生运动,也是表现对老百姓的认同.他们总是习惯性地认为,这些老百姓后面有人给洗脑.李：您讲的这个很有意思.今年4月份在南加州大学开了一个“中国电影百年”的会,会上放了三部电影――李杨的《盲井》,还有冯小刚的《夜宴》和《集结号》.很明显地,相比于《集结号》,美国人似乎更喜欢《盲井》.他们对苦难的、痛苦的、落后的这种叙事比较感兴趣,对有关底层的、民生的题材感兴趣,觉得这才是真实的中国.这里面显然有国外观众的特殊期待在里面.这就引起我们思考,为什么“第五代导演”在国外那么热不否认他们有很高的艺术成就,但里面也还有更复杂的因素,总之不能简单地把“第五代”当作中国唯一的电影.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认识似乎也是这样.
王：你说得对.所以我觉得,我们大陆来的学者不能轻易进入那个认识模式里面去,对这种模式应保持一定的距离.
李：您今天说到了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您有较为清醒的意识,就是说我知道你们美国人在期待什么,同时我也觉得应该改变你们的这种期待,让你们形成一种对于中国文学或文化比较完整的认识.
王：这种认识其实就是一种历史化的认识.其实历史是非常复杂的事情,不只是“期待”那么简单.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在美国大学讲民主主义的.他在讲毛泽东和中国革命的时候,就对学生说：如果你们的脑袋里装着“毛泽东是一个大暴君”这个概念,就不要来上我的课,现在就请出去；我是在讲历史,而历史是发展的,你们不要把《纽约时报》灌输给你们的那一套带进来,我要让你们好好读读毛泽东写的东西,让你看看“历史”到底是什么样的.坦率讲,这一点,我的朋友比我强,因为我在美国课堂上不好意思向学生讲这种话.如果讲的话,别人会认为我是完全在宣扬共产主义的东西.
李：所以,虽然您在讲中国电影里面较为政治化的题材,但实际上恰好在讨论一些十分学理化、历史化的东西.反过来,从学生的角度看,他们虽然是来求学的,本来应该培养自己的历史思维和辩证观,但他们却抱着某种期待在进入学习状态.其实这种期待不能仅仅怪学生,这和长期的意识形态偏见有关系.
王：也跟他们的宗教的文化观有关系把文化当作一个宗教的一统天下.在想象别的国家时,美国人形成了一种僵死的认识模式.他们在想象自己的国家时,其实也是很单一的.
二、思想背景与理论渊源
李：您刚才谈到来美国的求学过程.其实每个人的生活都有很多机缘,当时您一来美国,就和李欧梵先生在一起.
王：我一来美国,就在爱荷华大学读比较文学,当时的兴趣点还是在中国古典文学、古典诗学上.当时李欧梵和聂华苓的女儿蓝蓝刚结婚不久,他每两个星期从芝加哥大学来一次爱荷华看他的太太.爱荷华大学当时还没有中国现代文学的教授,于是教中国古典文学的雷麦伦(MaureenRobertson)女士就邀请李欧梵来给我们上课.李先生给我们讲现代性、讲鲁迅.他是鲁迅研究的大家,我们以前在国内没有像他那样认真读鲁迅,于是我和他形成了一个很好的关系.还有一个著名华人学者李湛(BenjaminLee),我跟他关系也挺好,他太太就是查建英.他在芝加哥大学主持一个流通社会文化研究的项目,当时芝加哥有一个大的房地产商,突然灵机一动想搞文化,所以给了李湛很多资助.其实我们现在做学术研究,也可以说是资本的产物.刚才你看到斯坦福大学校园很美,但你可能不知道,斯坦福这一带缺水,所以要养活每一棵树,基本上相当于付出一个教授的年薪,美也是资本的产物了.(笑)
李：当时聂华苓女士在爱荷华大学.与她的丈夫保罗安格尔(PaulEnde)一起主持一个“国际作家写作计划”,前后请了上千人,其中有一百多位中国作家.
王：是.与聂华苓相比,李湛在学术上的能量也很大.他把全世界最有名的人都请过来,每天在大旅馆最好的房间里,吃吃喝喝,清谈,比魏晋清谈不知好多少倍.查尔斯泰勒等人都来过,我还跟他谈过好几次,形成了一个很好的学术氛围.对我来说,这是非常开眼的一段经历.当时我跟李欧梵先生是来回跑――他来爱荷华讲学,我去芝加哥参加各种讨论,有时一去就是一个星期.时间长了,跟李欧梵形成了很好的关系,后来他调往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帮我把博士关系转到该校,我也跟着他过去读书.
李：李先生夸您是他最得意的学生之一.现在看来,您受到他的学术影响主要是在哪些方面
王：李欧梵先生给我最大的帮助是中国现代文学方面,教会我如何遵循历史脉络,还有本文阅读方面的训练.
李：我也曾在博士后报告中写过李欧梵先生的专论,近三万字.他受其老师史华慈的影响,在研究作家作品时,注重“将问题置入语境”(contexuMize),所以其著作思想史的意识很浓.应该说,这种研究观念对您也有影响.
王：他对我的影响主要还是“历史化”(historicize)的意识,这也是受到了詹明信的影响.李欧梵先生的“历史化”意识是历史学家式的――他有一定的观念预设,但比较扎根于历史,更多地立足于历史的文本和现象分析.我和他稍有点不同的是：我的观念姿态比较强,而我的观念主要是从当代历史中产生的,像世界主义、民族主义等问题,并不是因为观念本身重要,而是因为它们在当下这种环境下很重要.所以我往往有一种先入为主的观念,对观念非常感兴趣,然后回到历史中去.当然,我与某些为观念而观念的人不太一样.
李：您觉得除了李欧梵先生之外,还有哪些理论家给您的影响特别大我注意到您曾与张旭东先生合作翻译过本雅明的《启迪》,在著作中不断提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
王：就学术渊源来说,最直接的是80年代末卷入美国学术上的后结构主义思潮.如果追溯起来,后结构主义实际上是法国1968年学生运动、美国反越战运动等一系列群众运动、社会运动的回响,同时还有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大回声.我曾有一年专门做第三世界的问题,发现第三世界问题和法国学生运动、美国工人运动有关系,这些运动最后都失败了,不了了之.然而像德里达、克里斯蒂娃这些学者,更多地是想把这种改造世界的锐气带到学术界里边去.这种后结构主义可以用来解释中国的问题,用来瓦解和颠覆语言教条、政治僵化.从这一点看,后结构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从文化上讲,马克思主义是很讲究美学的,关注的是人的解放、自由的问题,关注如何消灭异化的问题.了解马克思主义,可以对当代美学问题有更深的理解.我开始关注西马,是通过读本雅明很浪漫、很有人情味的著作,后来扩展到更广义的西马作家及古典的马克思主义.我是从资本主义的现代性来看马克思主义,而美学并不只关乎个人,它还和整个文化和主体性解放密切相关.所以,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西马、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对我影响较大,我做美学研究,开始也是把重点放在这些方面,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革命和现代性的实践,包括启蒙和救亡等等问题.
李：70年代末80年代初,国内有关“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十分热烈,当然也引起过极大的争议.这个问题是周扬在马克思逝世百年学术报告会上所作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的发言中提出来的,显示出周扬复出后一种反思的态度.而报告起草者之一王元化先生后来在《九十年代反思录》等著作中,也多次论及这个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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