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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港台文学论文范文资料,与王伟明于港台文学的意义相关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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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1;.但即便如此,伟明依然独撑编务,坚持到《诗网络》2006年底停刊.所幸,我2007年深秋见到伟明伉俪时,一点也看不出树卿女士有中风后的症状,相反,每天晚上诗友们聚在饭店大堂里聊天的时候,她一直在一旁静听等《诗网络》之所以停刊,除了伟明的健康原因外,“最大的症结乃在于拨款当局不大尊重作家,稿费由近四万元删削至二千五百元,我们根本没法付稿酬予海外的诗友或作者”.这些现代诗人们是不太会唱什么主旋律以迎合当局,他们洁身自好“我宁为我”,他们为诗而存在,绝不将诗歌当作政治的奴仆,不惜甘受冷遇,宁愿关门大吉也不拿诗歌做交易.因此,《诗网络》的停刊反而见证了香港诗坛的骨气.
从《诗风》、《诗双月刊》一直到《诗网络》,从1976年到2006年,伟明担当了30年最繁重的编辑工作,他践行了这一宗旨,为香港文坛更为华文诗坛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因此,他无愧为一个“收藏了一个时代的人”的称号.
二
在香港这样的商业中心、金融大都市,其空气质量和生态环境指标,似乎都不太适合诗人这一物种的生存和成长.但是,由于伟明的胸襟、由于他的整合与建设意识,他团结了一批诗人,这个群落几十年如一日坚持理想,执著地为纯诗留一块净土.他们的杂志虽然先后几次停刊易名,但其理想却从未中断过――“扎根香港,背靠中国、面向世界”,“超越政治、超越政党、超越地域、超越种族”；他们践行了自己的办刊宗旨：“向前辈学习,向同侪号召,向后进招手！”并且杂志的每一次浴火重生都声势更大,终于将杂志从一个没有稿酬的同仁诗刊,办成了声誉显赫的诗歌重镇.――与之相比,内地有着众多资源却忙于争吵的诗坛应当感到惭愧,因为争夺话语权的口水战只会令诗神受辱令诗坛沉沦,而于诗歌建设毫无助益.
伟明的立场是一种包容的立场.经过《诗风》到《诗双月刊》的经验积累,《诗网络》自创刊就是一家成熟的诗杂志.她不仅有诗歌,而且有研究有回忆,有着明确的梳理中国现代诗歌传统的意图.比如对于袁可嘉、唐浞、郑敏、陈敬容、杜运燮、牛汉、蔡其矫、绿原、曾卓以及更年轻些的顾城等人的研究和评价,对于“摩罗派诗人”于赓虞、对于冯至、康白情、林徽因、卞之琳等人诗艺的钩沉与再发现,还有伟明的那些让人们重返现场的“笔访”等,让诗人与读者形成了心灵的对话,从而让人找到中国新诗的“根”.另外,老诗人蔡炎培对内地21世纪初叶十大青年女诗人的点评、向明对于内地下半身诗运动的介绍等文章,则直指当下内地诗坛的浮躁.
90年代以降,内地也曾流行过一段时间的“访谈”,但是如伟明这样做得如此认真与执著的,我还没有见到：“单是略读(每个受访对象的)所有作品,访谈以至其他相关评介,需时月余,加上十二道问题(其间环环相接,竟有四五十个)的框架”,可谓“耗时费力”.但是当我们面对《诗里诗外》、《诗人诗事》和《诗人密语》这三部访谈集的时候,深感这里收藏了一个时代,她们给人们留下了历史,留下了中国最伟大的现代诗人们的生命与写作经验.在这些访谈里,对九叶诗派的访谈可以说最有分量.九叶诗派有着西南联大的背景,是40年代的真正的现代诗派.伟明在对九叶派的笔访中,梳理了他们成功的经验.九叶派告诉人们他们之所以成为诗人的原因,而这一切都是由伟明来完成的.他的访谈之所以做得这样好,所有的诗人都乐于接受他的采访,就是因为他自身就是一个能够构成对话的对象,而为了给每个受访者拟出十二个题目,他要阅读诗人的诗作、访谈,以及已有的研究成果,因此,所有受访者都对他钦佩有加.
正因如此,《诗网络》在2006年终刊对于香港诗坛乃至内地诗坛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损失.即使将来还能以其他形式复刊,也不见得能再汇聚许多如饶宗颐等重量级人物做“顾问”.在我看来,这个群体只有1930年代的《新月》阵容可以与之比拟.因此,《诗网络》的终刊即使在我这个“旁观者”看来都分外震痛.――哪怕为了这些注定会载入文学史的人物,《诗网络》也应当成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伟明已过知天命之年,我不知道他将来会做什么,但我敢断言：诗,仍将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就像在漳州的国际学术会议期间,我早上在餐厅里见到他时,他的手里依然捧着一本诗集.
三
伟明的意义还不止于此.他给我以启发,给我一把感性的标尺,让我在讲授港台文学史的时候可以开篇即讲“港台文学的意义”――
港台文学是中国新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现当代文学或者“20世纪中国文学”,是指发生于中国版图内的新文学,这自然要包含着港台澳地区.港台文学是中国新文学盼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正如台港澳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们不能避而不谈.视若无睹,是研究者的失职,只会造成中国文学史的不完整.
新文学流派与传统在港台文学中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将台港澳文学纳入新文学研究视野时,就会发现新文学的各种流派,仍然在1949年以后的港台地区保持着较好的发展生态,比如自由主义的精英启蒙文学、比如市民文学、比如纯正的乡土文学,以及现代主义文学等,都依然健康地发展着.尤其是自由主义文学传统,虽然在内地和台湾都受到了打击,但自由主义思想的薪火却一直在香港、台湾继续燃烧着.我们珍惜自由主义精神,因为它才是中国新文学的灵魂和骨骼,而白话只不过是其外形而已等也就是说,由于港台文学的存在,中国新文学精神传统并没有由于政权更迭或者“文化大革命”而造成完全“断裂”,它依然有一个比较清晰的传承与流变脉络史.
港台地区涌现出许多优秀作家,这些作家的创作曾经极大地填补了内地文学的某些真空.比如琼瑶、亦舒、李碧华等人的言情小说,比如梁羽生、金庸、古龙的新武侠小说,比如白先勇、刘以鬯的现代主义小说,比如余光中、席慕蓉的诗歌,比如朱天文、李昂、黄碧云的女性主义写作,比如高阳、南宫博的历史小说,比如李敖、柏杨、龙应台的杂文以及董桥的学者散文等等.正因为如此,当他们涌入内地的时候,让内地读者有一种目瞪口呆的感觉.内地学者王一川等人在1994年重新排定“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的时候,金庸进入了前六名,这在当时曾引起极大的论争,却也从另一方面证明港台地区的确有许多内地所没有的优秀作家.而当1999年香港《亚洲周刊》编辑部与来自全球各地的文学名家联合评选的“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其中港台作家占去四十篇,港台地区文学的重要性由此可窥其一斑.
港台学者给我们带来新的研究视野与方法,而港台地区也一直是中国先锋作家的发表平台.“中国文学何时才能达到世界一流水准”――当有人提出这个问题时,我们不能说那是无知,我们也不必感到汗颜,但至少我们应当有一个“民族性、世界性与人性”的参照坐标,而离我们最近的参照系就是港台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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