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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局才发生重大变化,中国以及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追求实现了“解放政治”向“生活政治”的转型.它所要表达的是如吉登斯所说的在“后传统背景下,在自我实现过程中所引发的政治问题”.所以,不但五四以来的启蒙主义得到复苏,而且,以人为中心的一切诉求都在各种冲突中寻找表达的通道.同时,文学的制度以及文学知识分子的身份也在发生变化.到九十年代以后,这些“生活政治”的问题变得更加复杂起来,集中体现为诸如中国文学的历史语境以及文学领域的制度安排、文学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与话语政治、文本策略与文本政治以及许多精神现象的“文化政治”关系的问题.经过这种新的梳理,我们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政治这两者的关系显然有了新理解,这不但使通俗意义上划分的“文革”以前那一长时段的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获得了现代性的阐释背景,具有了历史选择的依据,更使得所谓改革开放之后理顺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超出了一般的想当然,文学与政治依然密切相关,只不过其关系阈发生了变化,或者说是如何更科学更宽广地去认识政治罢了.何言宏通过对“纯文学”这一概念的研究,表明中国文学界对政治的认识存在的误区,他说,“‘纯文学’的观念与实践的出现,实际上是‘文革’后的中国文学竭力摆脱‘文学从属于政治’这一工具化处境,追求文学自主性的产物,是在当时特殊的历史语境下对于以往中国文学的过于‘政治化’进行‘去政治化’努力的逻辑结果”.而事实上,这里的去政治化所要去除的,“只不过是‘政党/国家政治’,而不是体现为错综复杂的‘权力关系’的广泛意义上的‘政治’.但是,由于对‘政治’的极度反感或者是知识水平方面的限制,当时人们特别是‘纯文学’的鼓吹者和实践者们,基本上都将‘政治’偏狭地理解为前者,从而将‘纯文学’与‘政治’对立起来”.因此,我们不但不可能将文学与政治相隔离,而且,反而会导致对真正的纯文学即文学自主性的伤害,导致文学与政治的畸型化.对当下文学而言,我们要做的迫切事情之一就是重新认识现代社会中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重新认识并建立文学社会功能,在去政治化后使文学“再政治化”.这里面有认识与实践性的双重前提,即如果将政治理解为广泛意义上的“权力关系”,那么再政治化就是自觉地将文学实践作为一种独特的政治实践,在社会的诸多权力关系中理解和实现其功能,促进文学进入公共领域.同时,这样的实践又是以文学的自主性为前提的,即文学再政治化并不是将文学赞同于政治,恰恰是以文学的自主性建设为出发点与条件的.于是,文学似乎需要不断地处理这两者的关系,一方面要维护自己的自主性,一方面又要克服这种自主性建设中不当处置所带来的在社会生活中的萎缩和社会影响力的衰退以至丧失.这两方面并不矛盾,但如果理解和处置不当,则会陷入非此即彼的两难境地.事实上,在现代日趋专业化的社会,文学只有建立在自主性的基础上才会权威地参与到社会建设中去.正如布迪厄所指出的,“知识分子是双维的人,他们要作为知识分子存在和继续存在,只有（而且只有）被赋予一种特殊的权威,这个权威是由一个自主的（也就是独立于宗教、政治、经济权力）知识世界赋予他尊重这个世界的法则；此外只有（而且只有）将这特殊权威用于政治斗争.他们远非如人们通常想象的那样,处于寻求自主（表现了所谓“纯粹的”科学或文学的特点）和寻求政治效用的矛盾之中,而是通过增加他们的自主性（并由此特别增加他们对权力的批判自由）,增加他们政治行动的效用,政治活动的目的和手段在文化生产场的特定逻辑中找到它们的原则”⑧.对这一困扰中国文学多年的问题的分析我觉得应该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它确实有助于人们从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中跳出来,站在更高的层面上来看待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而从狭隘的政治概念中走出来,重新认识文学多维的政治效用更是在现代语境中文学知识分子理应的社会担当.当下的立场与抵近现场的姿态可以让一个批评家敏锐地发现文学思潮的变化并迅捷地作出热烈而理性的反应.在这方面,我们可以通过何言宏对中国文学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语言策略的系列研究中很明显地感受到.当全球化逼近中国的时候,人们首先是从经济与政治的角度去思考对中国可能产生的影响,而随着它的持续加剧,伴随着经济一体化和政治上压迫的必然是文化上的激荡.国家的、本土的、民族的东西也必然会有一种危机感与生存焦虑.对文学来说,这种焦虑首先体现为语言,因为语言不仅仅是语言,而且是文化最后的承载体,母语一旦失势,文化却会踏上不归路.何言宏首先从作家们的这种语言焦虑与随之而来的抗争中敏锐地感受到它可能带来不亚于当年白话文运动所引发的语言自觉与语言革命,并且将其视为中国文学现代化的一个必然的环节.语言问题确实是中国二十世纪文学的核心之一,对此,我们可以从多种角度切入.但是何言宏选择的是描述的观察的方法,他宁愿绕过许多学术史的陈案,放弃许多学理上可以轻松得出结论的便捷,而宁愿抵近纷纭复杂的语言现场,以作家们的理论与实践进行现象上的描述、整理、归纳与辨认,这正是一个有现场感的批评家特有的立场与学术风格.何言宏认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降,中国作家的语言资源有下列大致的分布:一是民间语言的自觉吸纳,包括对民间语言中积淀着的传统语言形态即“文言”与“旧白话”的吸纳；对民间方言独特的语音语汇、句式语调及语言资料的吸纳；对民间口语的自觉接受如乡土口语与都市口语等等.二是与西方语言建立起了一种互文策略,也就是如王家新所说的“既把自身与西方文本联系起来,但同时又深刻区别开来”.除此,何言宏十分注重个体语言策略,他意识到这种“通过对个体经验的自觉书写来反抗既有的、具有一定的公共性的语言成规的语言策略,是一种具有历史创造意义的语言实践,建立于‘个体经验’基础上的‘对抗性’、‘创造性’与‘差异性’是‘个体语言’的基本特征”.这样的个体语言不仅仅是一种理想,而是确证在个人经验之上的语言现象并经作家的审美铸造而成的话语方式与语言风格,如邱华栋对语言住处量的追求,徐坤知识分子小说突出的反讽性的变速器风格,韩东的冷静、节制、内敛与洗练之下的紧张、焦虑、神经质、怀疑、否定与自嘲,朱文对日常经验的偏好,对颓废情致的赏玩与粗鄙化,卫慧的执拗、放肆、疯狂,棉棉的意象的流动、飞翔、迷乱、慵懒与颤栗,以及许多诗人不同的速度与质感、语汇与意象等等,这都为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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