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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文学史方面论文范文文献,与鲁迅其《汉文学史纲要》相关毕业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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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上中叶,鲁迅为教学的需要撰写了《中国小说史略》,1926年9月,他应林语堂的邀请到厦门大学任国学研究院研究教授,同时在国文系(亦称国学系)任教,为此撰写了《中国文学史略》.其时厦大国学院内外矛盾重重,鲁迅很快就离开了这里,南下广州,任职于中山大学,所以他在厦门编文学史只从事了很短的时间,留下了一部未完稿,就是通常称为《汉文学史纲要》的这部著作.
十六卷本《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九卷对所收《汉文学史纲要》一书有如下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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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系鲁迅一九二六年在厦门大学担任中国文学史课程时编写的讲义,题为《中国文学史略》,次年在广州中山大学讲授同一课程时又曾使用,改题《古代汉文学史纲要》.在作者生前未正式出版,一九三八年编入《鲁迅全集》时改用此名.
十八卷本《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九卷对所收《汉文学史纲要》一书则有新的说明――
本书系鲁迅1926年在厦门大学担任中国文学史课程时编写的讲义,分篇陆续刻印,书名刻于每页中缝,前三篇为“中国文学史略”(或简称“文学史”),第四至第十篇均为“汉文学史纲要”.1938年编入《鲁迅全集》首次正式出版时,取用后者为书名,此后各版均同.本版仍沿用.
这两份说明写得很客观.据此可知,这份讲义最初名为《中国文学史略》,而1938年和此后两版全集都采用了《汉文学史纲要》这一书名.这一书名虽然一向流行,其实却比较难以理解,甚至也不是最恰当的――这里的“汉”字究竟是指“汉族”呢,还是指“汉朝”好像都不清楚,也不太容易讲得通.当然,1938年版《全集》开始采用这一书名自有其根据,因为在厦门大学国文系的课程表上用过“文学史总要”、“文学史纲要”这样的名目,而且当年油印本讲义的第四至第十篇的中缝处都写有“汉文学史纲要”的字样.这个名目有人认为可能出于鲁迅本人的意见,而更大的可能则是印制讲义的人以意为之,而这一失误当时未及订正.至于中山大学油印本讲义改题《古代汉文学史纲要》,大约是从上古到汉朝的意思.不久就发生了“四•,一二”政变,鲁迅在这里实际上讲得很少,大约也就只到汉朝为止――他本来是打算讲到隋的.
同一本书有三个书名,用哪一个好呢为了防止误会,继续采用《汉文学史纲要》这一传统书名,是可以的,不过最好的办法似乎是采用《中国文学史略》,该讲义开头用的正是这几个字.1926年9月25日鲁迅致许广平信中用的也是这个名目(“如果再没有什么麻烦事,我想开始编《中国文学史略》了”).直到1928年2月24日鲁迅致台静农的信中,还说过“中国文学史略,大概未必编的了”.可知《中国文学史略》这一书名最为确切有据.可是由于已出的诸版《全集》影响极大,《汉文学史纲要》这一书名早已深入人心,所以现在也只能尊重这一已成之局.
二
厦门大学当时规模很小,全校仅有三百多名学生,正式来听鲁迅讲文学史课程的学生只有十多人,其他许多乃是来自校内外的旁听者.但鲁迅编撰这部文学史讲义时态度非常认真,1926年9月14日他写信告诉许广平说:“我的功课,大约每周当有六小时,因为玉堂(按即林语堂)希望我多讲,情不可却.其中两点是小说史,无须预备,两点是专书研究,须预备,两点是中国文学史,须编讲义.看看这里旧存的讲义,则我随便讲讲就很够了,但我还想认真一点,编成一本较好的文学史.”鲁迅对文学史著作要求很高,一般的讲义他固然不甚以为然,就是正式出版的著作,他认为好的也很少,稍后他说过“文学史等我看过已刊的书无一册好,只有刘申叔的《中古文学史》,倒要算好的,可惜错字多”(1928年2月24日致台静农的信).鲁迅为自己悬了一个很高的目标,“想好好的编一编,功罪在所不计”(1926年9月22日致许广平的信).其间许广平曾提醒鲁迅要考虑学生的实际水平,作为教材不宜过深:“对于程度较低的学生,倘使用了过于深邃充实的教材,有时反而使他们难于吸收,更加不能了解.”对此鲁迅未置可否.看来他编撰这部文学史讲义不仅是为了供一时教学之用,还有着更高远的学术追求.
鲁迅的工作异常刻苦,1926年10月28日致许广平的信中说:“倘连编三四点钟讲义,便觉影响于睡眠,所以我讲义也编的很慢.”鲁迅本打算在离开厦门之前编到汉末,而实际上只写到司马迁、司马相如.鲁迅在北京女师大执教时曾经系统地选讲过汉代从司马相如到蔡邕的辞赋和散文,材料相当熟悉,可惜没有来得及写下来.他对已经编成的这份讲义并不满意,对老朋友说“编制太草率”,“挂漏滋多”(1926年9月19日致沈兼士的信),这不完全是客套.
编写文学史需要大量图书,鲁迅一方面利用厦门大学的藏书,一方面自己到处买书,他从上海先后邮购得《说文解字》、《世说新语》、《晋二俊文集》、《玉台新咏》、《才调集》、《唐艺文志》、《元党人传》、《眉山诗案广证》、《建安七子集》、《汉魏六朝名家集》、《八史经籍志》、《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历代诗话》及其续编、《经典集林》、《孔北海年谱》、《玉溪生年谱会笺》等等,从苏州邮购得影宋本唐诗、《峭帆楼丛书》、《徐庾集》、《唐四名家集》、《五唐人诗集》、《穆天子传》、《花间集》、《温庭筠诗集》、《皮子文薮》等等,托孙伏园在广州购得《乐府诗集》、《山海经》、《资治通鉴考异》、《笺注陶渊明集》等.从上述书目看,当初鲁迅至少打算将讲义编写到唐,而对汉魏六朝一段尤多研究的兴趣.后来鲁迅重新考虑写文学史,也大抵只准备写到唐.
离开厦门前夕,鲁迅计划此后的工作,有这样的自白:“我今后的路还当选择:研究而教书呢,还是仍作流民而创作倘须兼顾,即两者皆没有好成绩.或者研究一两年,将文学史编好,此后教书无须预备,则有余暇,再从事于创作之类也可以.”(1926年12月3日致许广平的信)鲁迅认为研究和创作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工作模式,难以同时并举.他曾对国文系同事罗常培教授说过,研究需要沉下心去搜集材料、处理材料,人的才智沉下去了就浮不上来,浮上来也就不容易沉下去,所以研究同创作不能同时兼顾.
事实上后来鲁迅在“四•,一二”政变以后曾一度打算退却,回到文学史研究上来,“革命文学”论战中,鲁迅腹背受敌,又一次考虑过今后专门从事文学史研究.据冯雪峰回忆,1929年至1931年间鲁迅“翻译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的时候,他常常谈起的多是文学史的方法问题.鲁迅先生一向已注意到文艺与时代及社会环境的密切的关系,这时候似乎更觉得非先弄清楚历代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不可.记得他说过这样的话:‘中国更需要有一部社会史,不过这当然更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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