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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学类有关论文范文检索,与乾嘉时期文艺学的格局相关论文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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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是“相害”?其中,特别重要的是,是否能够将所谓“小学”融入文学理论?上文曾经提到的姚氏《小学考序》,其实是了解他文艺思想的一份重要文献.然而因文中所言不是直接论文说诗,可能为研究者所忽略.尤可注意者,是此文作于嘉庆三年即1798年,姚鼐经历了乾隆时期的风风雨雨,已是年近七旬的老人,或许此文可以看作他饱经沧桑的晚年之论.这篇文章最重要之处是姚鼐用逐项排除法,实际上将训诂看成了儒生学业的入门基础.文章大意可分为两段.其一,先是将先秦时代的文艺称为“小学之事”,分别略作解释.然后,以礼乐为“圣贤述作之所慎言”故认为“不得以小学言”.又说“射御”则为“今士所不习”.那么剩下来的,只有两门：书与数,但“九术”是“术家专门之所为”,也被勾销,就只有“书”这一项了.姚氏对“书”的解释是：“夫六书之微,其训诂足以辨别传说之是非,其形音上探古圣初制文字之始,下贯后世迁移转变之得失.”因此,所谓小学,也就成了训诂、形音之学.其二,他认为朱彝尊所编《经义考》记录了“说经之书”,然而“不及小学”.谢蕴山所编的《小学考》则弥补了这一不足,将“汉以来言文字训诂形音之书,至于今日英才博学所撰举载于编”,办了一件好事.姚鼐引谢氏之语称,“小学实经义之一端”,是士子“人人当解,学者须臾不能去”的治学入门基础.很显然,小学即训诂、音形之学的地位在姚鼐这里是空前地提高了.如果说《小学考序》还只是一种旨在提高小学地位的理论认识,那么姚鼐在其大约总数为六万字的笔记中,在经、史、子、集各部分的考证、训诂文字则充分表现出他的小学功力和对小学的重视.其中《诗经》考证约十四条,对《公刘》“信彼南山”等解均为可观之文字,属于文学作品研究的范围.又有《文选》、《五言诗选》、《杜子美集》、《李义山集》、《苏子赡集》的考据及训诂研究,其中亦有不少姚氏之个人创见,颇值得今日有关研究专家参考.最为有趣的,是关于杂记之笔记文字.其中,姚鼐批驳王禹卿轻蔑尤延之、何纪瞻考证辨文言尤其是为考证辩护的有力证明.王禹卿自称“论古人法书,当以其神气体势鉴别真伪,方为正法眼藏”.而姚鼐举《虞永兴破邪论》及《陶隐居书》两篇文字中的谬误而王禹卿则并未辨识的数处,得出的结论是：“此皆考证之明见其谬,然思翁不能无失也.然则自诩鉴别,或亦不免轻言而自欺,反有不如考证家之无可藏匿耳”.
姚鼐“义理、考据、辞章”的“善用”“相济”的主张,体现出一种治学综合化的倾向,他在《古文辞类纂序目》中所论的“为文”八字体系,即“神、理、气、味、格、律、声、色”论,则具体表现出在文艺学范围内理论体系周严的趋向.
从表面上看,姚鼐的“为文”八字体系渊源于刘大*,的“神气、音节、字句”之说.如果只是在文字概念考求,似乎只能感到姚鼐只是在做“加法”,将原有的三项式扩展为八项式.但是,若考虑到与刘大*,所处学术环境的区别,进一步了解历史语境的差异,就可能看出更为丰富的内涵,而不仅仅是数量上的增加.相比较而言,姚鼐的“为文”八法或许有这样几个特征：其一,八字中划分为四字一组,即姚氏在《古文辞类纂序目》中所说的：“神理气味者,文之精也；格律声色者,文之粗也.”所谓“精”与“粗”并非现代汉语的语义,而有文章艺术中的“形上”与“形下”的意蕴.吴孟复先生释之为“即精神与形迹,犹之盐与咸,咸味寓在盐中”.姚鼐之重视“精”不忽略于“粗”,恰恰因为他所追求的目标是理论的完整性,不至于因为理论体系上的缺欠而导致任何可能的偏废.而这种理论的完整性特征所带来的,则是尽可能宽广的覆盖性或曰适用性.在他的心目中视诗文为一理,故“八字”不仅可以侧重于文,亦可论诗（可参见其《答苏园公书》等论诗文字）.即使就文而言,他所谓“古文辞”的概念在外延上也有所扩展,在《古文辞类纂》中单列出“辞赋”一项就是一个证明.而且,姚鼐在辞赋中所见出的“设辞无事实”的虚构性质,更可以表明他的“文之精”与“文之粗”,不仅指向文,指向诗,还指向了具有夸张虚拟特点的辞赋,使古文辞的门户向虚构之文学门类洞开.
其二,姚鼐对所谓格律声色的有关论述,也表现出文章之学在学术思维上细密化的取向,这种细密化,实际上又是在文学语言方向上展开的.例如所谓“格”,是指文与诗的谋篇布局的结构问题,其指向也许可以称之为诗文篇章学.如所谓“律”,是指法度规则有如军中之律（可参见戴名世论史传文学的“良将”之喻）；其指向则可以是字法学、句法学问题.再如所谓“声”,是指文章学中的乐律规则.这一点姚鼐尤其继承刘大*,的“音节”之说,而刘氏之在字数、句数多寡上的讲求以及对平仄甚至对平、上、去、入声的严格把握,“几与论诗相同”.这显然属于诗文音韵学问题.而所谓“色”,指词藻、文彩,应列入文学修辞学的范围.或许,由于在语言风格上的追求还涉及语体学问题,即方苞所指出的忌讳小说语、语录语、藻丽骈语、佻巧语,以及姚鼐本人所说的“不可有注疏、语录及尺牍气”这些问题.姚鼐继承桐城前辈而又有所发展的文章学理论,的确又在形而下方面深入探求.这实际上预示着桐城一系的文章学已经出现了诸如上述的学科生长点.
不论姚鼐本人是否完全清醒地意识到他在理论建设上的努力已受到学术风气转换的巨大推动,但是从最低限度说,他至少为文章学在综合化、细密化方向上的进展提供了一个新的起点.而这种理论贡献虽然来自于文章家的专业立场,而意义却不止于专业.应该说,这或许从一点或一角上反映出清代学术在乾嘉时期所拥有的在整体上升华的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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