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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2月5日至8日,由漳州师范学院等单位举办的“林语堂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林语堂的故乡―福建省漳州市举行.这是漳州师范学院自2005年5月主办“漳州籍现代著名作家全国学术研讨会”以来的又一次学术盛会.来自海内外7个国家和地区的200余名专家学者相聚漳州,以“走近林语堂”为中心议题,从多种角度和多个层面对林语堂进行了深入研讨,取得了丰硕成果.会议期间,组织参观了林语堂纪念馆,出席了林语堂文学纪念馆开馆仪式,并对林语堂生命的源头―闽南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做了实地考察.研讨会共收到论文70多篇,近百人在大会或分组会上发了言.刘勇副会长代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表示祝贺,并主持首场大会讨论.由漳州师范学院资助出版的《林语堂与中国文化》（王兆胜著）等4部林语堂研究专著,也在会上首发.与会者普遍认为,这是林语堂研究的新的里程碑,对今后的林语堂研究必将产生极大的推动作用.
一还原林语堂如何评价林语堂,一直是20世纪众说纷纭的话题.有人褒他是一代哲人,世界知名作家、学者、幽默大师,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杰出使者；但也有人贬他是一位小品文作者,反动文人等等.为此,还原林语堂的本来面目,是摆在与会者面前的首要任务.
国内学者在对林语堂进行重新身份认定时,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如何理解鲁迅对林语堂的评价问题.《中国社会科学》王兆胜编审提醒说,在讨论林语堂的时候,一方面,不能只用鲁迅的眼光和价值观去简单地评判他.因为鲁迅当年批评林语堂,是由那时特殊的社会背景、斗争方式和斗争任务所决定的.另一方面,在充分肯定林语堂价值意义的今天,切不可否定了鲁迅.武汉大学易竹贤教授指出,“三一八”惨案之后,鲁迅和林语堂都撰写了沉痛悼念刘和珍、杨德群两烈士的文章,也促使林语堂认识到了“打落水狗”的必要性.即使林语堂后来提倡“幽默”、“性灵”时,“也并没有真正忘记祖国和民族的灾难”.西南大学王本朝教授认为,鲁迅与林语堂当年的分歧实质上是30年代“尚力”与“闲适”两种美学思想的对峙,今天看来两者都有存在的合理性和互补性.
福建师范大学席扬教授认为,林语堂不仅属于文学,也不仅属于文化,而且还属于学术.三个方面相互依存,构成一个完整的林语堂.从这个角度上来看,林语堂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文化史上的地位是独特的.同济大学施建伟教授更强调林语堂的独立人格.他说,当年促使他“投入林语堂研究的”,是林语堂“对独立人格和普世价值的不懈追求”.台湾林语堂故居文物专员陈怡燕更注重林语堂东西方文化交流使者的身份.她说,林语堂的最大贡献就是把中国文明介绍给世界.
澳大利亚籍学者庄伟杰用散文家、小说家、翻译家、语言学家等八种不同的身份,充分肯定了林语堂的杰出贡献.蒙古国立大学森哈达教授补充说,林语堂具有“诗人抒情的天才和丰富而大胆的想象力”,是一位哲理诗人.美国杜克大学学者TimothyHuson把林语堂当做哲学家来研究.他说,林语堂的“作品与道家思想相通,蕴含着道法自然、本真自我,提倡人人平等和超脱的人生观”.作为外籍学者,能有如此深刻的见解,着实令人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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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学家林语堂在重新解读林语堂的作品时,首先被关注的是他的散文创作.苏州大学范培松教授认为,林语堂是散文“个人化”的先行者.他说：“尽管林语堂是一个复杂而丰富的人物,但他的散文创作变化的轨迹却很鲜明,可以概括为从讨伐‘中庸’到皈依‘中庸’的旋转.”山东大学黄万华教授指出,林语堂散文创作的又一贡献是他提供了“娓语体”（即对话式、闲谈体）的成熟形式.战争使“娓语体”成为心灵自由充分释放的最好载体,也使得西方读者易于接受包括生活艺术在内的中国文化,从而实现“对西方/东方二元对立的最深刻的消解”.
与林语堂的散文创作联系在一起的,是他所提倡的“幽默”.安徽师范大学谢昭新教授充分肯定了林语堂提倡幽默的贡献.他说,林语堂不仅发明了“幽默”一词,而且对幽默的特质、精神内涵做了明确论证,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幽默观.四川大学曾绍义教授、浙江师范大学高玉教授、漳州师范学院沈金耀副教授都认为,在林语堂的心目中,幽默首先是一种人生态度,是一种人生观,而不只是一种笔调、一种文体、一种意味、一种风格、一种情趣.只有这样去认识,才能对林语堂的幽默做出全新的评价.曾绍义教授进而指出,林语堂的“幽默”和“幽默散文”恰恰是目前构建和谐社会所需要的,它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对林语堂小说的研究,也是研讨的重要内容.曲阜师范大学张全之教授和杨新刚博士的论文说,即使从事小说创作时,林语堂“也难以忘怀传播文化的使命,这就使他的小说在向艺术高峰攀升的时候,也闪耀着中国文化的光芒,从而使文化推介和艺术创作具有了镜像互证的特征”.福建师范大学高鸿教授则具体解读了林语堂小说《奇岛》的文化意蕴,认为《奇岛》显现出一定的“乌托邦色彩”.它所预言的社会是超现实的,也是虚幻的.它既与西方原有的“乌托邦”不同,也与传统的乡土“乌托邦”相异.
三文化使者林语堂林语堂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杰出使者,为此与会者对他“两脚踏东西文化”的内涵尤为关注.北京师范大学刘勇教授和杨志博士从宏观上勾画了林语堂精神探索的历程：“从最初对基督教文化的朦胧接受,到反叛基督教教义,而在传统道教、佛教以及儒教的多重组合中确定一种超然圆通的人生哲学,最后又皈依到基督教去获取一种对更为博大幽深的人生理想形态的追求.”复旦大学徐志啸教授考察后认为,林语堂与基督教的关系经历了“濡染―背离―重归”的三个阶段.他还由此提出了一个有意思的话题：为什么像林语堂这样对人文主义感兴趣,对人文主义方面有所探讨和思考,并且有相当成就的学者,居然会脱离人文主义而最终又回归到宗教（基督教）呢?针对这个疑问,澳门大学朱寿桐教授指出,林语堂与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有着血缘和思想渊源关系,林语堂本人在上个世纪50年代也曾承认说“三十多年来我唯一的宗教乃是人文主义”.但是,林语堂却并不直接承认自己的人文主义与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的精神联系.因而,白璧德主义之于林语堂从一定意义上构成了意念沼泽现象和思想邻壑现象.由此也可以看出基督教和新人文主义两种西方文化观念对林语堂交替渗透的复杂情况.
对于林语堂与中国文化,特别是与闽南文化的关系,也是研讨的重点.厦门大学朱水涌教授认定,林语堂的文化资源源头和根脉,仍旧是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史子集,但侧重点是连接中原文化和海洋文化的闽南文化.厦门大学徐学副研究员也持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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