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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与台港澳暨海外

华文文学的学科化、经典化、大众化

经由大陆传播媒介的选择与过滤,一种大陆视角下的“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不可避免地出现与形成.自70年代末以来,大陆有关“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的想象与建构主要遵循以下路径.一是以“通俗文学”的形象出现,从80年代的琼瑶热、金庸热、三毛热、席慕容热到90年代的尤今热、梁凤仪热、《北京人在纽约》热,部分文本逐渐成为大众文学文化的重要组成.二是以“潜在的文学经典”的面貌出现,因其深邃的思想、精湛的技艺或影响的广度等,一些作家作品如金庸、白先勇、余光中等被主流文学界容纳与认可,逐渐成为了汉语文学的精粹.三是以“研究对象”的形式存在,不少文本进入学科的规训体系之中获取了经典意义与学术价值.三种想象经常处在重叠交错之中,共同呈现了大陆语境下“华文文学”的三种存在方式：大众化、经典化与学科化.大陆文学期刊也成为推进这一进程的重要媒介空间.

（一）文学期刊与“华文文学”在大陆的学科化.学科化是在学科理论基础的成熟、文学历史的著述、学术团体的建立、学术成果的凸显等一系列的制度建设中出现的,而文学期刊与这些活动交织在一起,成为了学科化的重要力量.

从学者们有关学科历史的概述中,文学期刊早期的传播活动已被认定为各种学术研究或学科建设的起点.如刘登翰认为,《当代》创刊号刊发的《永远的尹雪艳》是大陆“台湾文学”研究中的第一只报春的燕子；《花城》创刊号上的曾敏之《港澳及东南亚汉语文学一瞥》被认为是大陆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和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滥觞之作.文学期刊除了最早引荐文学作品,开启一个新的学术研究领域之外,还在学科的发展历程中持续努力,起到了重要作用.它们不但为研究者提供文学资料、研究信息,也提供研究成果的发表园地,而且以参与学术论争、组织学术会议等方式,深入到学术研究之中,推进了学科建设的进程.

期刊中文学史料的丰富多样,学术论文的价值,决定了文学期刊在学科建设中不可或缺的地位与影响.更重要的是,一些专门性文学期刊所传播的“华文文学”的内容及其策略的变化,本身就是学术历史的另一种版本,从零散到系统,从随意到专门,从单一到多元,从台港到海外,清晰显现了学科的发展脉络及路径.如《华文文学》自1985年4月试刊号发行以来,其传播进程与运作过程与学科建设之间有着内在联系.一方面,它作为重要学术著作《海外华文文学史》的潜文本,在文学史写作的视野中,通过对边缘区域华文文学和边缘作家作品的关注,开拓和建构出“海外华文文学”这一新的文学景观,尽可能地展现了“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的丰富性与差异性；另一方面,它以“文学批评与文学论争”等深度传播方式为研究者提供话语空间,影响和引领着学术研究的路径与走向,同时,通过对具体作家作品的赏析与宏观整体性问题的理论探讨,不断阐释“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的诗学意义和独特价值,赋予其以存在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由此,“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从零散自在的文本存在逐渐成为新学科领域的研究对象.

（二）文学期刊与“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的经典化.“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大陆流播的过程,也是一些文本在大浪淘沙中被突显出来,获取可能的经典地位的过程,或者说是“台港澳与海外华文文学”被经典化的过程.一些文学期刊以其位置与传播策略的独特性与重要性,参与了这一进程.

专门性期刊以三种方式参与“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的经典化,一是设立名家名作专栏,突出某些作家作品的重要性,对之加以重点推荐和反复评述,为这些文本进入主流文学评价体系中,成为汉语文学经典制造声势.二是通过设立文学奖项来突出某些作家作品,获得一定范围内的知名度.第三,通过参与文学历史的书写,确定作家作品在“华文文学自身发展历史”中的地位,奠定出一类文学史意义上的经典作品.

非专门性刊物《人民文学》、《十月》、《当代》、《收获》、《花城》、《上海文学》等不但在大陆文坛具备某种权威性,在台港与海外也有一定影响力,成为“台港与澳海外华文文学”经典化的重要力量.它们对白先勇、余光中、陈映真、严歌苓、钟怡雯等作家作品所作出的共同关注和重点传播,为这些作家与文本在大陆主流文学评价系统中得到认可,进而成为可能的文学经典,作出了重要贡献.如《收获》1986年到1990年间开设的“朝花夕拾”专栏,在当时的“纯文学”思潮影响下侧重于选载刻意经营艺术形式的文本,成为美学意义上的“台港澳与海外华文文学”经典在大陆被显现与建构的重要契机.鉴于《收获》及其主编巴金的影响力,“朝花夕拾”的建构策略与结果,已经超出期刊自身,形成了更大的效力.

（三）文学期刊与“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的大众化.一些文学期刊读者定位的宽泛和大众意识的凸显,注意到了各种层次读者的需要,其所传播的“华文文学”文本,注意雅俗共享,甚至特意对一些通俗文学作品进行重点关注,成为了“华文文学”“大众化”的重要媒介力量.

其中,《台港文学选刊》在“台港澳与海外华文文学”的大众化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台港文学选刊》对实验性和探索性文本关注相对较少,成为主流的是雅俗可共赏的作家作品,有强化强调“可读性”的意味.而从80年代末开始设置“选刊之友”和“读者推荐奖”活动,则营造出了大众参与“华文文学”研究的氛围与途径.通过发动广大读者对“华文文学”文本进行赏鉴与评论,培育发掘了一种简短、灵动、点到为止,个性化十足的媒体化、大众化批评模式,也引领出一支潜在的大众化研究队伍,促使“台港澳与海外华文文学”走出了学院与学术的小圈子,产生更为广泛的影响.

三、期刊的权力话语结构和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的结构模式

在大陆,论及“台港澳与海外华文文学”的传播,不可绕过全球的、国家的,区域的三种视角与话语.或者说,“台港澳与海外华文文学”孕育成型于世界意识、中国意识和地缘意识的叠加交错之时空.

首先,“台港澳与海外华文文学”这种文学景观在大陆的显现,是以具备走向世界的开放性视野为前提的,缺乏世界意识的文学传媒,很可能忽视或轻视其存在及价值.70年代末,正是一些初具交流对话意识的文学期刊,在大力引荐西方文学作品之时,也特别重视“台港澳与海外华文文学”的传播.80年代中期后,有关“台港澳与海外华文文学”的期刊中纷纷出现的双语刊名（英语与汉语）、英文篇目索引,则是其自觉树立“世界意识”的符号表征.

同时,不可否认的是,无论是“政治中国”还是“文化中国”的视角,都是“台港澳与海外华文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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