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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学类论文范文参考文献,与东晋经学考相关论文开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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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下,仍然以恢复儒学为己任,孜孜不倦的进行着融合今古文经学的工作.上文提到的范宁、干宝、郭璞、虞喜等学者,都在这方面做出了杰出的成就,最著名的是范宁,流传于世的虽只有一部今文《谷梁集解》,但是在这部著作里,却是无所不包,把今古文经学的融合推向了极致.这在上文已作详细介绍,在此不赘.2.从传承方式上看,东晋师学衰微,家学发达.东晋经学学者来源广泛,特别是在“永嘉之乱”前本身就活动于江左的学者,较少受玄学影响,儒学倾向比北方士族浓厚,经学发展的链条比较完整,师学和家学传统在这里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继承和发展.
揆之史传,东晋有影响的经师很少,主要有：范宣、范宁、宋纤等人.东阳太守范汪“在郡大兴学校,甚有惠政”.范宁曾在豫章立学,大设庠序,“改革旧制,不拘常宪.远近至者千余人,资给众费,一出私禄.并取郡四姓子弟,皆充学生,课读《五经》.又起学台,功用弥广”.宋纤“隐居于酒泉南山.明究经纬,弟子受业三千余人”.这对推动地方儒学教育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在师学发展的同时,东晋以儒学传家的世家大族亦不断涌现.最著名的有贺循、顾荣、顾和为代表的吴姓士人和以范宁为代表的江州士人.上文说过,范宣、范宁不仅身体力行,设立庠序,传道授业,而且其家学世代兴旺,从范汪南渡以来,到范晔历四世,经学传统根深蒂固,范宁是其中集大成者.另外,范汪之叔范坚及其子范启也精通经学.《晋书》卷七十五《范汪传》载：“虽经学不及坚,而以才义显于当世.”范氏家族可谓师学兴盛,家学深厚.
会稽贺氏是江东四大姓之一,兴自汉代,此后连绵不绝,到东晋时,达到发展的顶峰,其代表人物是贺循.清李慈铭在《越缦堂读书记》中对其家学渊源赞赏有加,他说：“山阴贺氏,自晋司空循,至孙道力,曾孙损,玄孙王易,王易子革、季,及从子梁太府卿琛,六世以三礼名家,为南土儒宗.”贺循更是“节操尚厉,童龀不群,言行举动,必以礼让.等由是博览群书,尤明三礼,为江表儒宗,征拜博士”.贺氏家族的家学渊源之深厚可见一斑.另外江左还有吴郡顾氏、会稽虞氏、吴郡张氏、陆氏、琅琊王氏等一些世家大族.这些家族的经学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传经世代长,如范氏和贺氏都达六代以上.这对巩固儒学的传统地位,抵御玄、佛二教的侵蚀,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相比而言,在东晋时期,家学比师学要兴盛一些,师学可以说萎靡不振,难以与两汉、三国相提并论.这主要是由于此时玄、佛尚炽,割断了两汉以来良好的家学、师学传统.
3.经学难以保持自身的独立,玄学与佛教已全面渗透进了经学.
东晋时期,玄学与佛教的传播已达到高潮,儒、玄、佛三者之间经历了一个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儒学始终处于潜在的主导地位,玄、佛二教处于从属地位,以对经学的认同和依附为前提.
东晋立国之初,为打击玄学,恢复儒学,统治者做过很多的努力,但是战乱给经学造成的致命打击短期内难以恢复,再加上江左士人对玄学的痴迷等原因,经学的恢复有名无实.西晋时,玄学一直是私学,而到了东晋,玄学家王弼的《周易》正式立于学官,取代了王肃和郑玄的《易》学,学术的发展进入了一个以玄学为平台的时期.在这个平台上,西晋的学者们总的治学特征是儒玄并综,重玄但不废儒,涌现出很多有名的学者,如李充、孙绰、江熙、张凭、江悖、曹毗、谢万、桓玄、韩康伯、张瑶等人,到东晋时,“经学的玄化趋势更为明显,以至于在儒林中,完全没有玄学气息的纯儒少之又少,而经学的玄化因之更盛.即使最少沾染玄风的《尚书》之业,也有‘辞富而备,义弘而雅,复而不厌,久而愈亮’的玄学风气.”
在玄学发展的同时,佛学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推进.佛教徒一方面调和儒佛之间的矛盾,缩小儒佛之间的差距,为佛教中国化进行着不懈的努力；另一反面,佛教徒努力钻研儒家经典,如名僧慧远博综六经,尤明三“礼”、《毛诗》.另外,许多士人也热衷于佛学,如殷浩尤精《四本论》,孙绰作《喻道论》,极力证明儒佛的统一而非对立.经过僧徒、学者的共同努力,内外兼综、儒佛双修或三教并重成为此期主要的学术风尚.
尽管玄学、佛学在东晋时甚嚣尘上,经学似有式微之势,但是,儒学的主导地位始终没有动摇过,它们之间的关系应该是：玄、佛的发展必须以儒学为载体,离开了儒学,它们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儒学在与玄、佛的斗争中,吸取对方的有益成分来丰富和改造自己,进而摆脱自身发展的困境.有学者认为：“永嘉之乱给儒家经学造成了难以弥补的严重损失,经学要继续生存和发展,就不得不以玄学来丰富和改造自己,从而致使儒家经学朝着玄学化的方向发展.在经学日趋玄化的同时,受玄佛合流思潮的影响,经学也开始佛化.”圆这是一种三赢的关系,它们之间的激烈碰撞,对中国以后的思想文化产生深远的影响.
四、东晋经学历史成因
东晋经学在玄、佛的侵蚀下,虽然一度处于低潮,但仍能维护其自身的主体地位.这主要是与统治阶级的重视和经学学者的苦苦守望密不可分的.
首先,统治者重视儒学教育,从中央到地方都大力兴办学校.晋元帝建武元年（317）,“置史官,立太学”.大兴二年（319）,立经学博士.晋成帝咸康三年（337）,国子祭酒袁环上书,遂“立太学”.晋孝武帝太元九年（384）,“增置太学生百人”.太元十年（385）,“立国学”,增造房间一百五十间,增置太学生百人,减国子助教为十人,分掌十经.地方官吏也十分重视儒学教育.如成帝时征西将军庾亮“在武昌开置学官”,令手下“筹量起立讲舍”,下令自“吾家子弟”及“参佐大将子弟,悉令人学”,并选“四府博学识义通涉文学经纶者,建儒林祭酒,使班同三署,厚其供给”.又批准临川、临贺二郡修复学校之请.还有上文提到的范汪、范宁父子兴办私学的义举.其次,恢复两汉的经学博士制度.太兴年间,晋元帝“置《周易》王氏、《尚书》郑氏、《古文尚书》孔氏、《毛诗》郑氏、《周官》、《礼记》郑氏、《春秋左传》杜氏、服氏、《论语》、《孝经》郑氏博士各一人,凡九人.其《仪礼》、《公羊》、《谷梁》及郑《易》皆省不置”.苟崧以为不可,又上疏再增置四博士,即置郑《易》博士一人,郑《仪礼》博士一人,《春秋公羊》博士一人,《谷梁》博士一人.后来,元帝下令群臣讨论,结果是“《谷梁》肤浅,不足置博士,余如奏”.这些措施虽然无法扭转经学寝微的局面,但对维护经学的主体地位,防止玄佛二教的过度侵蚀,起了非常积极地作用.
另外,当时士人对经学的态度已发生巨大的改变,除了少数人仍然固守儒家的营垒外,大部分人已沾染玄、佛二教的气息,这已成为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模式.在生活方式上,士人大都保持着放浪形骸的生活方式、谈尚玄远的清谈风气和出处同归的隐仕混合心态；在文化模式上,许多学者兼习二教、三教已是屡见不鲜.如庾亮就集官员、经学学者、玄学家等于一身.他不仅“风格峻整,动由礼节,闺门之内不肃而成.时人或以为夏侯太初、陈长文之伦也”,而且“善谈论,性庄老”.这样的人还有许多,如李充、江熙、张凭等.这种全民皆玄、佛的氛围,对经学起了很大的弱化作用,虽有统治者的强力提倡,但终不能挽经学于既倒.《晋等于陪·儒林传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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