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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多世纪以前,为了促进抗战文艺的健康发展,聚集在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的一大批新文学作家和批评家曾经展开过好几次文艺论争.如今虽已时过境迁,但论争的意义却依然存在.援古可以证今,察往可以知来,对重庆抗战文艺论争进行当代思考,亦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一、对“与抗战无关”论争的思考

1938年12月1日,梁实秋主编的《中央日报》副刊《平明》在重庆创刊,他写了一篇《编者的话》作为发刊词,其中有这么一段话：“现在抗战高于一切,所以有人一下笔就忘不了抗战.我的意见稍为不同.于抗战有关的材料,我们最为欢迎,但是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不必勉强把抗战截搭上去.至于空洞的‘抗战八股’,那是对谁都没有益处的.”

梁实秋的这一观点引发了一场不小的文坛风波.12月5日,罗荪首先撰文对其进行批评：“在今日的中国,要使一个作者既忠于真实,又要找寻‘与抗战无关的材料’,依我笨拙的想法也实在还不容易,除非他把‘真实’丢开,硬关在自己的客厅里去幻想吧.”①12月6日,梁实秋进行了反批评.基于罗荪的断章取义,梁实秋重申了“最为欢迎”和“也是好的”两个表态,并且指出：“我相信人生中有许多材料可写,而那些材料不必限于‘与抗战有关’的.”②在此后的4个月时间里,文艺界对梁实秋可以说是群起而攻之,茅盾、老舍、胡风、罗荪、张天翼、宋之的、巴人、魏猛克、沈起予、陈白尘、黄芝冈、潘孑农、张恨水等人纷纷著文批驳,仅重庆《新蜀报》副刊《新光》、《新副》在1938年12月中旬即一气发表了9篇批评梁实秋的文章.这些文章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在抗日战争的现实生活中,一切人与一切事都与抗战有关,文学艺术理所当然地要为抗战服务,梁实秋叫人去找寻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写出与抗战无关的作品,是“破坏抗战以来一致对外之文风,有碍抗战文艺之发展,关系甚重”（老舍语）.部分人甚至偏激地认为梁实秋居心不良,“要消灭的不是‘抗战八股’而是‘抗战’”③.对这些批评,梁实秋没有进行反驳,仅在1939年4月1日发表了一篇《梁实秋告辞》,认为他“没有说错话”,“四个月的《平明》摆在这里,其中的文章等十之一二是我认为‘也是好’的‘真实流畅’的‘与抗战无关的材料’”.

今天看来,梁实秋反对文学从属于政治,要求题材的多样化和风格的个性化,确实“没有说错话”,但当时对梁实秋的批评却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因为梁实秋提出这一观点时,正是正面战场节节失利,“速胜论”破灭而“亡国论”甚嚣尘上的时候,也正是抗战文学力图克服初期的浮躁毛病而自我调整的时候,在这带有转折性的紧要关头,绝不能容许任何违背服务抗战这一伟大目标的理论稍有抬头,否则就不能保证抗战文学沿着服务抗战的政治方向健康发展.众多理论家对梁实秋的“围攻”,正是出于这一目的的“矫枉必须过正”之举.当然,对梁实秋的批评,也有上纲上线,失之偏激简单的历史局限性,特别是未能对梁实秋指出的“抗战八股”进行切实的清算,影响了现实主义的深化.梁实秋针对“空洞的‘抗战八股’”,提出“真实流畅”的标准,确实击中了部分抗战文学作品公式化、概念化的软肋,但大部分批评者却要么无视这一点,要么认为在战时条件下出现八股是“天公地道”,这种明显的护短是十分令人遗憾的.

“与抗战无关”的论争对当今文坛有着深刻的启示意义：其一,文学不能疏离现实,而应关注现实,表现现实,进入公共领域.中国古典文学有着深厚的现实关怀传统,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就是这种传统的典型表达.“五四”新文学打破了“文以载道”的陈腐观念,却继承了这种可贵的现实关怀精神,无论是“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还是标榜“为艺术而艺术”的浪漫主义文学,都未能忘怀启蒙与救亡的现实责任,洋溢着强烈的入世精神.新中国建立以后,延安文学的方向成为文学发展的唯一方向,文学为工农兵服务、为政治服务被奉为圭臬,文学沦为政治的附庸,丧失了独立的地位.新时期以来,这种文学规范受到质疑,文学经历了一个“去政治化”的过程,不应由文学这驾马车承载的过多过重的东西被卸载下来,此后所谓“纯文学”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正如泼脏水连孩子一同泼掉一样,文学关注现实的精神也被某些人泼掉了.当下的文学似乎萌生了一种贵族化倾向,同现实生活越来越疏远了：有的人推崇形式,热衷于制造“语言的迷宫”；有的人自恋成癖,自顾自地倾诉个人的小苦恼、小悲欢、小情趣、小欲望；有的人厚古薄今,下笔就是帝王将相的权谋和倾轧等在形形色色的文学题材中,时下老百姓的酸甜苦辣、喜怒哀乐却很少有作家去关心,去表现,有的作家甚至公开声称“文学不再为社会负责或负有为人民说话的责任”④.题材的多样化是正常的,但绝大多数的文学作品都疏离现实,就不正常了.文学关注现实和把握现实的能力越弱,在公共领域的影响就越小,最终只会成为象牙塔里的艺术和书斋里的小摆设.我们经常说文学边缘化了,文学为什么会边缘化?虽然主要是市场经济的影响和其它艺术样式的挤压,但文学没有关注现实,没有关注老百姓关心的问题,恐怕也是原因之一.近来有人提倡文学的“再政治化”,是有一定道理的（当然这个“政治”是广义的）.梁实秋远离政治,遭到了众口一词的批判；时下的文学如果不去关心“政治”,不去反映现实,就会遭到读者的抛弃.那些直面现实的文学作品,即使艺术上不是那么精湛,也会受到读者的欢迎.近年来反腐小说的畅销就是明显的例子.腐败是当今社会的一大毒瘤,是老百姓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反腐小说表现了这一现实,就理所当然地受到老百姓的青睐.其二,艺术品位的提升,应该成为文学永恒的追求.提倡文学关注现实,并非意味着文学可以成为时代精神的简单传声筒和意识形态的拙劣图解.文学之为文学,更在于其审美的特质.“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公式化、概念化的“抗战八股”使人生厌,不会对抗战产生太大的作用,更不足以流传后世,那种认为“抗战八股”“天公地道”的观点是不足取的,任何理由都不能成为降低艺术要求的借口.遗憾的是,近年来关注现实的一些作品,在艺术上却不那么成功.即以上文提到的反腐小说而言,就存在粗鄙化的毛病,一是思想深度方面的粗鄙,一是情节结构、人物刻画等方面的粗鄙.比如这些小说流露出的“青天”意识,就显示了作家思想的平庸肤浅.又如在情节结构方面,这些小说大多有着雷同的三段式冲突,首先是正邪双方力量对比的严重失衡,然后是作为弱者的正方不屈斗争,最后是在上级领导的支持下功德圆满.有人将这种情节的模式化戏称为“六个一”：一个清官,一群腐败分子,一个向上无限延伸的关系网,一个（或几个）女人,一场正与邪的斗争,一个光芒万丈的结果.无疑的,这种粗鄙影响了反腐小说的艺术力量.

二、对“暴露与讽刺”论争的思考

1938年4月,张天翼的短篇小说《华威先生》发表在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上.小说塑造了一个抗战官僚华威先生的形象,把暴露与讽刺的矛头指向了抗战阵营中的黑暗面,由此引发了一场持续两年之久的关于“暴露与讽刺”的热烈论争.

这场论争主要围绕两个问题进行,一是可不可以暴露黑暗,一是如何暴露黑暗.《华威先生》发表不久,就有人认为其暴露与讽刺有损于抗战的严肃与必胜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