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本文基于2005～2015年西北民族地区动态面板数据，运用面板平滑转换（PSTR）回归模型，对产业结构与西北民族地区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实证结果表明，产业结构对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影响，这种影响取决于各地区的就业结构、平均工资、技术创新投入、人力资本水平、贸易依存度和市场体制，它们的差异性导致产业结构与西北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之间具有非线性和非对称性的特征。最后，针对本文的结论给出几点政策建议。
关键词：西北民族地区；产业结构；理论模型；面板平滑转换回归模型
一、引言
地区的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有着密切的联系，一个地区产业结构的变迁过程也就是其经济发展的过程，与此同时，该变化也促成了地区经济发展差异的形成与扩大。西北民族地区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民族成分和自然资源禀赋，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也由于地理、历史以及自然等因素，使其自身经济发展实力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与东部、中部地区的发展差异较大，并且内部经济结构、资源禀赋、地理位置以及历史文化迥异，内部经济差异日益突出。因此，促进西部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缩小民族地区与东中部地区的经济差距，将关系到我国区域协调、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国家统一目标的实现。这需要我们正确认识西北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形成和扩大的原因，找出切实可行的解决对策。笔者将从产业经济学的视角切入，抓住产业结构调整与西北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差异的关系，研究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对西北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国内学者关于产业结构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也同样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是关于产业结构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尚未形成一致的结论。Fan（2003）研究发现，中国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跨地区跨部门的劳动力流动是中国整体经济效率提高的重要源泉。刘伟和张辉（2008）、孙皓等（2011）、王智勇（2013）以及常浩娟等（2014）的研究也表明了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有积极的影响。而干春晖等（2009，2011）认为，产业结构的变迁对经济增长有积极的作用，但这种影响可能随着经济改革的推进逐渐减弱。高更和与李小建（2006）甚至得出产业结构变动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扶涛和陈恩（2015）对我国产业结构和区域经济差距所进行的研究表明，产业结构对地区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非线性影响效应。本文在以往学者的研究基础上，通过选取2005～2015年西北民族地区28个地州市的样本数据，基于面板平滑转换回归模型，对产业结构与西北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
二、变量说明及数据来源
（一）被解释变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本文采用西北各民族地区各年份人均GDP（单位：元/人）作为衡量指标来衡量西北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用Pgdp表示。本文采用各地区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将人均名义GDP折算成以2005年不变价格计算的人均实际GDP，从而剔除物价因素的影响。
（二）核心解释变量。产业结构：借鉴费宇和王江（2013）以及唐德祥和孟卫东（2008）的方法，采用各地区第二、第三产业的产值之和占其总产值的比重来衡量产业结构情况，用IS表示。
（三）转换变量。本文根据现有研究，选择就业结构、平均工资、技术创新投入、人力资本水平、贸易依存度和市场体制作为转换变量。
（1）就业结构：以二三产业年末就业人员数占三个产业年末总就业人员数的比重来衡量，用Emp表示；
（2）就业人员平均实际工资、以在岗职工平均工资衡量（单位：元），用Wage表示；
（3）技术创新投入：借鉴唐德祥和孟卫东（2008）的做法，以研究与发展经费支出来衡量（单位：亿元），用R&D表示。因为研发支出越多，越有利于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就越有技术支持，便会提升生产效率进而促进经济的增长；
（4）人力资本水平（Hcap）、以加权的人均受教育年限来衡量；
（5）贸易依存度：进出口总额与当年名义GDP比值来衡量，用Tdr表示；
（6）市场体制：以政府消费支出比例来衡量，用MS表示。本文选取2005～2014年作为研究的时间跨度，以29个西北民族地区（包括新疆的乌鲁木齐、克拉玛依、吐鲁番、哈密、昌吉、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塔城、阿勒泰、博尔塔拉、巴音郭楞、阿克苏、克孜勒、喀什、和田14个地州市，青海的西宁、海东、海北、海南、海西、黄南、果乐、玉树8个地州市，宁夏的银川、石嘴山、固原、吴忠4个地级市，甘肃的临夏和甘南2自治州）作为研究对象，总共280个样本。
三、实证结果分析
本文采用非线性最小二乘法（NLS）对模型进行估计。但由于该估计是基于一组γ和c的初始值开始迭代运算的，故需先确定γ和c的初始值。我们通常运用网格搜索法逐个把网格点上的γ和c组合代入到模型中进行估计，最终选出能使模型的残差平方和最小的γ和c组合，作为估计的初始值。值得注意的是，为了使最优的初始值可以落在构造的网格内：首先，依照常规做法将r的取值区间设为（0，50）；其次，根据转换变量的具体数值将c的取值区间设为（min｛sit｝，max｛sit｝）进行网格搜索（GSA）；最后，若是搜索到的最优γ和c组合刚好位于网格边界上，则进一步扩大网格，重新进行最优化搜索，一直到搜索的最优γ和c组合位于网格内部，才能将该组合作为初始值进行NLS估计。结果表明，产业结构对西北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差异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影响，各地区的异质性导致产业结构对其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差异性。另外，被解释变量滞后项与被解释变量间呈正相关关系，且基本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在西部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滞后效应。处于高体制的地区有乌鲁木齐、博尔塔拉、西宁和阿勒泰等地区，这些地区的贸易依存度较高；而固原、和田和甘南等地区贸易依存度较低，处于低体制；平均市场体制水平较高的地区有乌鲁木齐、银川、西宁、伊犁和克拉玛依等地区，处于低体制；而海北、临夏、甘南和和田等地区市场体制水平较低，处于高体制。
四、结论及启示
本文基于2005～2015年西北民族地区的动态面板数据，运用面板平滑转换回归模型对产业结构与西北民族地区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西北民族各地区的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明显的非线性和非对称特征，并且随各地区就业结构、平均工资、技术创新投入、人力资本水平、贸易依存度和市场体制的不同而存在明显的差异。本文所考察的转换变量中平均工资对产业结构的经济增长效应的影响均具有双门限的非对称特征，在平均工资较高的地区与较低的地区，产业结构均抑制了经济的增长，在中等平均工资水平的地区，产业结构水平均促进了经济的增长。基于技术创新投入的研究表明，技术创新投入与产业结构的经济增长效应呈正相关关系，并且存在一个位置参数，将西北各民族地区分为高低体制，由于不同体制中技术创新投入水平不同，使得产业结构的经济增长效应存在差异，在技术创新投入水平更高的体制，产业结构更能发挥出其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而且随着技术创新投入水平的变化，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高低体制间呈现出平滑转换的状态。随着人力资本和贸易依存度的变化，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高低体制间呈现出平滑转换的状态；而随着就业结构的变化，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高低体制间呈现出快速转换的状态。基于市场体制的研究表明，市场体制水平与产业结构的经济增长效应呈负相关关系，且存在一个位置参数，将各地区分为高低体制，在市场体制水平高的体制，产业结构可以促进经济的增长，而在市场体制水平低的体制，产业结构会抑制经济的增长。此外，随着市场体制水平的变化，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高低体制间呈现出平滑转换的状态。
基于以上结论，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深化产业内部结构的调整，推进产业结构的变迁。产业结构的调整可以将地区的资源重新配置，在资源配置有效的条件下可以促使资源使用效率提升，进而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西北各民族地区经济的增长，缩小经济发展差距；
第二，优化就业结构，提升职工平均工资水平，同时加大研发和人力资本投入，加强职业教育与技能培训，提高民族地区的劳动力非农就业技能；
第三，坚持改革开放，深化市场体制改革，扩大西北民族地区的进出口贸易，尽量使低体制的地区进入高体制，进一步发挥出产业结构对地区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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