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绪论
2015年2月1日,国务院《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文件的印发,再次强调全面深化农村改革,促进农民生活质量水平提高。自2004年起,“农民问题”已连续12年被写入中央1号文件,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相比之下,“渔民问题”作为社会民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调查分析与政策制定方面却一直是以“农民问题”的附属成分和补充成分存在,缺乏非农化层面的特质分析。
渔民作为一个不同于农民和城市居民的特殊群体,主要是指居住于海岛渔区、以从事渔业生产为主要职业的劳动者。目前,我国有1400多万渔业从业人口,创造年经济产值近20000亿元。浙江省有渔业从业人口78.69万人,预计至2015年年末将创造渔业总产值2030亿元,然而其年人均纯收入仅为20550元。身份的多重性与隐蔽性使得渔民渐渐成为一个被遗忘在现代化进程边缘线上的社会弱势群体,主要显示为其为经济发展做出的贡献程度与自身的收入情况存在巨大差异。而衍生的社会问题诸如渔业从业人口锐减,身份认同危机,犯罪率逐年增高等无不影响我国社会的和谐发展。
就目前情况来看,我国大部分地区的渔民生存保障体系已具雏形,但相关政策法规仍停留在物质、宏观层面,尚未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而这势必影响到渔民对生存现状的满意程度。
本研究选取浙江省渔民较为集中的宁波、舟山、温州、台州四地进行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300份,回收有效问卷292份。选取样本具有强代表性,在取样方法上考虑到对象年龄段、性别、职业等特征,覆盖面广。一是前往不同规模、社会背景的代表行业如捕鱼业、养殖业等。二是将渔民村落作为发放重点,如温州市西门岛、台州市松门镇等。三是选择人口流动性较大的菜市场、村委会等场所。基于上文对渔民生存现状相关概念的界定,从生理领域、心理领域、社会关系领域和环境领域四个方面来阐释浙江省渔民的生存现状,并提出相应对策,旨为提高渔民生活水平,改善生存现状,构建和谐社会及海岛提供参考。
2浙江省渔民生存现状
2.1生理领域
浙江省渔民基本以男性为主,占调查人群的73.12%；、渔民年龄主要集中于36~45岁和46~55岁这两个年龄段。每周工作时间集中在41~60小时以及61~70小时两个区域段,占调查人群的71.75%,远远高于我国《劳动法》规定的每周工作40小时这一标准工时制。总体而言,浙江省渔民的主体群体为中年男性,渔民劳动强度大,工作稳定性较差,深受气候等不定因素影响。
浙江省渔民患病率达94.69%,且多表现为一体多病。其中运动系统疾病为最,消化系统疾病次之。从病因来看,医疗卫生防护意识的缺乏、不良的生活习惯和医疗健康保障的缺失是造成渔民健康问题的主要原因,给渔民的身体健康带来了隐患。浙江省渔民医疗保障参与度有所改善,但仍有待提升。参加医疗保险虽有助于解决渔民看病问题,然而却加重了其经济负担。
2.2心理领域
浙江省渔民属弱势群体,对未来的迷茫使得渔民心中不满情绪滋长。调查人群中73.43%的渔民表示至少偶尔有消极情绪,多表现为焦躁、不安、抑郁等负面心理能量。
不认同社会公平以及自身渔民身份的渔民均占调查人群的40%以上,这和渔民付出与收入的不对等以及其身份的模糊性相关。浙江省渔民总体工资水平较低,家庭集体劳作形式限制了个人收入的增长。而生产成本的提高减少了渔民的收益,在休渔期部分渔民面临零收入的窘境。此外,浙江省渔民的消费支出仍为满足基本的生存需要,消费观念有待改善。
浙江省渔民住宿条件有所改善,但仍存在诸多难题。调查对象中69.17%的浙江省渔民不满意当下的生存状况。浙江省渔民主体仍处于劳动密集型或低技术含量的行业中,生活预期与生存现状的不符影响着他们对生存现状的满意度。上岸安居工程的实施使得部分的渔民“上岸”,但户籍问题、作业性质等难题迫使渔民返渔返船。
浙江省渔民文化程度低,所受教育程度多在初中或初中以下,还有很大一部分渔民文化程度在小学以下,专业素质不容乐观。调查对象中55.14%的渔民没有从事其他行业的意向,自身文化与技能的匮乏导致其不能甚至不敢转产转业。渔民养老问题是传统的农村家庭赡养方式,只能将自身期望全部寄托在子女身上,与城镇企业退休职工养老保障相比有天壤之别。而选择转业的渔民。受其自身文化素质的限制,渔民主体更倾向于投身劳动密集型或低技术含量的行业中,亟须专业的职业培训。
2.3社会关系领域
亲缘和地缘特征明显,渔民交往人群主要集中在亲戚、同业和邻居,分别占调查的61.13%、47.43%和26.37%,交际范围选择更倾向于理解自己的亲人、邻里和同业。家庭是其主观认知中最为重要和可靠的社会关系,渔民自我身份认同感的下降,其他群体的歧视、排斥态度催生其自我保护心理,往往不愿主动融入渔民之外的群体当中。
但渔民们很重视对孩子的教育,尽管多为留守儿童,可入学率很高,基本无辍学。海岛上的小学为渔民子弟提供了良好的教育,而一些青年渔民也渐渐进入了互联网学习的时代,出现了自主学习的现象和渴求上岸的期盼。“新一代”渔民社会关系网络结构逐渐由“单一重合”转向“多元分化”。随着上岸渔民的人数增加,青年渔民的受教育程度提高,渔民交际网络开始逐步拓展。
2.4环境领域
浙江省渔民身份认同感下降,消极情绪蔓延。渔民的人均纯收入水平并不理想,此外,受休渔期政策影响,每年5~9月渔民月收入仅800~2000元,渔民的伏休补贴较少。渔民的消费结构并不健康,食物、住房等生存资料消费仍是渔民的主要支出项,而娱乐、衣饰等享受资料消费占比小,渔民消费观念有待改善。渔民接受过职业技能培训的比例仍低于未接受过职业技能培训的,二者分别为调查的36.99%和63.01%,其专业素质总体情况不容乐观。而自己主动掏钱去培训过的仅为9.59%,比例非常低。渔业资源衰退、生产成本上升以及经营管理方式落后等众多原因使得渔民社会地位逐渐下降,而年龄的增长、转业的压力亦使渔民对未来生活愈加担忧。
据调查数据显示,很少有渔民享受社会福利和保障,政府对于渔民家庭的支持和帮扶也不多。渔民的社会保障基本上为自筹,但经济困难的家庭有时连基本生活都有问题,根本无力自筹保障,这些原因也导致了渔民的社会归属感弱。制度保障和基层权利的缺失使得渔民成为介于农民与城镇居民之间的边缘弱势群体,无法享受一系列的基本政策优惠制度,引发渔民对现实社会的不满甚至敌对情绪。
3影响浙江省渔民生存现状的因素
3.1海洋环境恶化,渔业资源衰退
渔业资源衰退已是众所周知的问题，近年来捕捞船只逐年增加,高强度的捕捞使渔业资源无法承受压力,出现日渐衰退的问题。受调查渔民普遍表示,现在东海海域的海洋生态较以往相比有所降低。一些重要的渔业资源濒临枯竭,捕捞产量逐渐下降。据了解,由于不少经济鱼类在幼年时期就被捕获,渔民在无大鱼可捕及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很少考虑放生幼鱼,从而使捕获物小型化、低龄化现象日趋严重，这导致海洋渔业资源在幼时便被捕杀,呈现捕捞过度、供不应求的局势。此外,严重的海域污染是导致渔民捕捞养殖效益下降的另一大因素。浙江省周边海域受到一些工业企业、制造业污水污染严重。严重的污染使渔民收入在不稳定的情况下逐年下降。
3.2受传统观念束缚,就业意识比较薄弱
大多数渔民的传统观念比较强,他们认为既然生活在渔村,靠海吃海才是他们唯一的出路。即使他们现在已经因为资源衰退、作业空间变小等因素从渔业生产中退了出来,但他们都还寄希望于海况和市场的好转,或者抱着侥幸的心理,期望其他渔民退出海域作业,自己重新返回海洋从事渔业生产。大部分“失海”渔民对再就业普遍持观望、消极的态度,缺乏主动性。总希望政府去帮助他们,安置他们。在调研过程中了解到,有相当一部分的“失海”渔民认为他们之所以无法继续从事海洋渔业生产,主要责任在于国家,是国家要求他们转产转业的,因此他们的再就业问题就应该由政府和集体来负责解决。
3.3水平较低,技能单一,就业转业困难
浙江省渔民文化素质较低,生活空间不算太宽广。另外谋生技能单一,有些家庭世代以渔业为生,缺乏除捕捞养殖以外的手艺,再加上逐年严重的老龄化、资金短缺等原因,使渔民的转产转业空间狭窄,渔民若放弃渔业,很难在渔业以外的职业上谋出路。大多数渔民除了捕鱼以外别无其他技能,他们无论以渔业参与社会竞争,还是脱离渔业参与社会竞争,其竞争力都很弱。从这一点来讲,这一行业的脆弱性主要源于渔民自身。因此,作为弱势群体的渔民很难通过自身力量抵御这些无法回避的外部风险,只能寻求外界力量的帮助和支持。
3.4政策受惠较少,缺乏相应保障
近几年,虽然渔业中生活、生产、生态问题暴露,已逐步引起相关政府部门的重视,但渔民仍未享受到一些惠渔政策。有些渔民一年收入只能保证一家温饱问题,由于渔业作业性质,渔民仍长期居住渔船上,生活环境并未得到实质性的改变,生活条件较差。渔民出海作业还面临着突发意外可能丧生大海的危险,所以一旦主要劳动力丢失,渔民家庭的生活将更加贫苦。
3.5渔业管理制度欠完善,渔民权益缺乏保障
我国渔业法中有关渔业捕捞许可和养殖证制度的规定中,存在较严重的重义务、轻权利问题,有关渔业权益保护的规定很不完善。在渔业资源管理方面,我国目前只是从捕捞投入角度进行管理,尚未实行渔业发达国家所采用的产出控制制度。这种只从捕捞投入角度进行的管理缺乏准入制度,对享受渔业权利的人数和具体群体未加以限制,使得渔业内部竞争不断加剧,最终导致传统专业渔民生存空间的缩小,直接损害了渔民应有的权益,使这些渔民弱势群体更加陷入困境。加之,渔业行业风险多,行业本身具有脆弱性,针对渔民专设的社会保障并未普及。
4研究结论
研究发现,36~55岁的中年男子是浙江省渔民的主体,主要以捕捞业等传统渔业为主,且其作业方式呈多元化趋势。此外,渔民的社会交往、公共服务对渔民生存现状的满意度起着显著的调节作用。从这些具体因素可见,个体因素对渔民生存状况没有显著性影响,即外部制度因素是渔民改善生存现状的重要影响因素。
结合对宁波、温州、台州和舟山四地的渔民及其有关部门的访谈结果,工作强度大、职业病频发、收入不稳定、住房条件恶劣导致渔民对生存现状的不满意程度加剧,而对社会交往、子女教育、职业技能培训、社会参与等公共服务的诉求得以满足则能提高渔民对生存现状的满意程度。
从自身心理角度来看,由于渔民群体对社会保障制度和基层权利的缺失,渔民无法享受农民的同等权利待遇,因而与城镇居民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使得他们对自身渔民身份以及对社会公平的认同感急剧下降。对于已经上岸的渔民群体和渔民的子女,随着文化素质的提高,其内在的价值观念和职业选择发生改变。渔业从业人口的下降成为必然趋势。结合本研究所做的交叉分析,我们发现年龄、最低月收入、住房条件、求助途径对渔民心理领域的作用起着显著的调节作用,政府应着重关注年轻渔民的物质条件和谋求职业发展的诉求。
第一,生理领域的影响因素对浙江省渔民生存现状的满意度影响较弱。通过对生理领域影响因素的观察发现,每周工作时间在40小时以下的渔民的主观感受以及客观指标上都较好；随着医疗健康问题的解决,渔民的生存现状满意度能得到进一步增强。第二,环境领域的影响因素对浙江省渔民生存现状的满意度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加强渔民的基础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能有效改善渔民生存现状；对收入水平、居住条件以及社会保障情况的分析表明,提高以上因素的水平能增强渔民对生存现状的满意度。第三,社会关系的影响因素对浙江省渔民生存现状的满意度存在显著的影响。求助途径以及参与文娱活动对渔民生存现状的满意度有显著的影响。当地妇联、村委会、居委会以及渔业互保协会等基层组织应创造条件满足渔民对社会关系的诉求。第四,心理领域的影响因素对浙江省渔民生存现状的满意度影响较强。加强渔民对社会公平和渔民身份的认同,能有效提高渔民对生存现状的满意度。政府应着重解决渔民住房条件、最低收入保障、子女教育等方面的问题,加强渔民对自身身份的认同。
5解决浙江省渔民生存现状的政策建议
我国渔民由于其工作特征以及户籍性质成为介于农民和城镇居民之间的弱势群体。而我国关于渔民问题的政策制定主要借鉴农民问题的成功经验,缺乏非农化的特质治理。在解决渔民生存现状的问题上,本研究认为中央政府宏观政策的战略规划起着顶层作用,应在明确主体和机制实施的基础上,建立起切实可行的渔业权法律体系,将渔民写入法律程序,改变目前渔业法上权利主体缺失的状况。然而由于制度性因素的改变需要较长时间的完善,其效应的产生同样需要时间和过程。在现下实际操作中,应着重发挥地方政府部门以及群众组织的能动作用,着力构建“生理-环境-社会关系-心理”四位一体的联动机制。
5.1对渔民生理健康的防护支持
第一,运用科学的测算模型制定综合工时制标准。浙江省渔民的劳动时间远高于我国《劳动法》规定的每周工作40小时的标准工时制,而工作时长与劳动强度造成的劳动性损伤已成为渔民的主要健康问题。由于渔民特殊的工作性质,政府应积极推行综合工时制标准,合理衡量渔民劳动强度,通过价格补贴、休渔补贴等形式降低渔民的劳动强度。第二,建立“预防、检测、治疗”为一体的渔民医疗卫生保障体系。不良的生活习惯和薄弱的医疗卫生防护意识是造成渔民健康问题的重要原因。因而,政府部门应建立专门的渔民医疗保障制度;基层组织应周期性开展渔民生理健康免费检查,并对已经确诊的患者提供减免治疗。
5.2优化渔民社会环境服务的体系建设
第一,建立最低收入基金账户,完善最低收入标准配套制度。收入是渔民生存现状的基本保障,浙江省渔民的人均年收入已达20550元。相关部门可建立渔民最低收入基金账户,用于渔民意外损害的救助或渔业设备更新的补贴等。此外,可进一步完善渔民最低收入标准配套制度,充分保障渔民权益。第二,增加渔民上岸定居的专项支出,多渠道支持渔民上岸安居。渔民上岸安居政策在浙江省已取得了一定成效,然而在基础设施与后续管理方面仍存在诸多问题。此外,上岸定居的渔民生存现状满意度远高于逐水而居的渔民。有关部门应打破对经济适用房、限价房的户籍限制,按就近原则纳入街道、社区或乡镇管理,并保证渔民享受当地村民或居民同等待遇。第三,加大渔民社会保障工作力度,扩大渔民社会保障覆盖面。渔民的社会保障主要集中在医疗保障以及休渔、燃油补贴方面,在养老、最低生活保障方面则有所欠缺。政府应建立统一、协调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兼顾公平有效的财政机制,减少因户籍制度导致的利益附加,采取分层分类的保障办法,循序渐进地将渔民纳入城市社会保障体系之中。第四,建立渔民技能培训机制,加大渔民培训经费投入。浙江省渔民文化程度差异较大,虽有较大意愿通过培训提升自身素质,但因培训费用望而却步。政府部门应采用弹性措施与刚性措施相结合的原则,设立免费的必要性的基础课程与选择性的提高课程。有关部门应按照渔民的现实情况,分层次、分重点、分级别地进行针对性的培训课程。
5.3引导渔民社会关系的多元发展
第一,开拓渔民求助渠道。研究发现,渔民的交际圈子呈现明显的地缘和亲缘特征,主要体现为渔民遇到困难时向亲戚、朋友或邻居求助的频率远高于向政府及相关部门反映。而针对相关问题,政府的介入能更为有效地促进问题的合理合法解决。因而,政府应积极主动扩宽相关求助渠道,提高服务水平。第二,搭建渔民娱乐服务平台。研究发现,渔民交际圈子单一且业余生活枯燥,政府部门及相关基层组织应根据渔民需求开展联谊会、读书会、免费电影等文娱活动,为渔民营造自由的交往环境。
5.4健全对渔民心理健康的疏导制度
第一,提供免费心理咨询,关注渔民负面情绪。为渔民提供免费的心理咨询服务,帮助他们纾解由于生存现状与理想之间的差异而导致的内心不平衡情绪,使其提高自我调节能力和自身心理素质。同时,渔民所在社区可邀请心理学专家开展相关讲座,普及心理调试的小技巧,并进行宣传板报等形式的宣传。第二,强化有关部门的情感以及物质支持力度。有效的情感支持是渔民身心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而物质保障则是给予渔民心理安全的有效途径。政府部门应致力于解决渔民求助无门的问题,消解其身份转型的反推力与反拉力,着力解决渔民由于物质基础匮乏而造成的身份认同危机,重点关注年轻渔民的转业意向；基层组织诸如村委会、居委会、妇联、渔业互保协会等应致力于为渔民搭建交流平台,增强其生存的情感交流与支持。
6结论
浙江省经济的运转离不开渔业的发展,我们的生活离不开渔业的支持。渔民是我们社会中至关重要的一个群体,面对浩瀚无垠的海洋和物质丰饶的土地,他们是选择扬帆远航还是洗脚上岸？上岸,还是坚守,这是一个问题。渔民群体其实是农民群体当中弱势群体,但它往往被“边缘化”。如今的渔民面临着社会的新旧交接,如何更好地融入急速发展的社会进程,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如何给予渔民更切实的帮助与保障,是我们的立足点。
通过不同的分析法,以及国内外渔民问题对比,在既有结论的基础上我们通过对渔民生理、环境、社会关系以及心理这四个领域进行探讨,我们发现渔民在物质、社会、心理层面的大多还处于被动隔离状态,其内在的价值观念和人文理念并没有发生本质上的转变。
完善政府机制,提高渔民自身文化素质与心理满足感,构建畅通的“生理-环境-社会关系-心理”的联动体系。改善渔民生存现状,让社会建设更加和谐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参考文献:
［1］郝元涛,方积乾.世界卫生组织生存质量测定量表中文版介绍及其使用说明［J］.现代康复,2000,4(8):1127-1145.
［2］牛喜霞,邱靖,谢建社.环卫工人生存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广州市的调查［J］.人口与发展,2014,20(3):104-112.
［3］崔诣晨,印杰.生态心理学视阈下的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探微［J］.背景林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2(3):24-28.
［4］同春芬,张曦兮,黄艺.海洋渔民何以边缘化——海洋社会学的分析框架［J］.社会学评论,2013,1(3):67-75.
［5］TillMarkus.TowardsSustainableFisheriesSubsidies：EnteringanewRoundofReformUndertheCommonFisheriesPolicy［J］.MarinePolicy,2010(34)：1117-1124.
［6］杨娟,王颖.社会工作介入失海渔民社会保障问题探析［J］.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1),74-76.
［7］章诚,李素霞.渔业转型的社会学阐释：一个分析框架［J］.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23-29.
［8］李欣,张建国.我国渔业劳动力市场建设探讨［J］.中国渔业经济,2014,32(4):5-11.
［9］刘舜斌,徐培奇.现代渔业制度改革和渔民权益保护［J］.中国渔业经济,2012,30(1):15-21.
［10］杨子江,姜秉国,韩杨.加快现代渔业建设的七大政策亮点［J］.中国农村科技,2013(8):16-18.
［11］叶晓凌.基于浙江沿海部分地区渔业互助保险的调查分析［J］.渔业经济研究,2010(1):12-17.
［12］闫玉科.我国海洋渔业资源可持续研究——基于海洋渔业资源衰退线下的经济学解析［J］.农业经济问题,2009(8):100-104.
［13］韩立民,任广艳,秦宏.“三渔”问题的基本内涵及其特殊性［J］.农业经济问题,2007(6):93-96.
［14］庞玉珍.海洋社会学:海洋问题的社会学阐述［J］.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6):133-136.
13888888888
点击咨询 